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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2）

知识分子的这些研究，往往与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的政治产生一定的距离，在激烈的两军对垒的搏斗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多余的人”，被“边缘化”，他们的学术成果则被视为“狗屎不如”的废物。著名学者金景芳这样描绘了他们的尴尬而艰难的处境：“中间派，他们没有明确目标，一贯被动（按：指政治上）。虽然也说得上辛辛苦苦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然而如不入流的演员一样，只能在剧中（按：指政治剧）扮演群众或配角，不能当主角。又如渔夫下海遇飓风，奋力在惊涛骇浪中挣扎，不饱鱼腹，已是幸事，说不上什么英雄好汉”　。另一位著名学者谈当时的切身感受说：“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投入革命的洪流，我也曾经有参加革命活动的愿望。但生性比较迟缓，自审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鲁迅现象”。鲁迅做为思想家、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他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家”，然而却始终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前进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从不以“工人阶级舍我其谁”自居，相反，对工人的弱点作了深刻的剖析，如1931年7月20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中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他被称为“遵革命前驱者之命”的典范，而事实上鲁迅对十年内战时期的王明为代表的中###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多次提出尖锐、辛辣的批评，他针对“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恐怖”，指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上海文艺界党的地下领导人的左倾行为：“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　；鲁迅是无畏的战士，却被当时的某些共产党人骂为“封建余孽”、“游移分子”、“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

我以为构成这一历史现象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其一，鲁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正好遇到中###内处于左倾领导统治时期，特别是上海文艺界的中共地下领导人和与鲁迅打交道的共产党人，不少是积极执行左倾路线者，这就造成鲁迅对中###的误解与隔阂。其二，鲁迅是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他不是任何当权者可以随意摆布的人，也不是在任何理论面前都能随声附和者。做为同样有极鲜明个性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个特点是了解极深的，所以1957年反右斗争中，当有人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沉思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其三，做为思想家和作家的鲁迅，他的工作特点，如需要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广泛的人文关怀，独立思考，批判性、超俗性等等，这些都决定着他与注重功利、一切以利益原则为转移的现实政治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和矛盾。正如一位鲁迅研究者所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文学家，而不会成为出色的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具体实际的领导者”　。

“中间路线”评说（1）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大环境，休养生息，建设国家。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急于挑起内战，独占抗日胜利成果。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