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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作为科学家和学者所表现出的才华，引起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的重视，1926年任命他为淞沪商埠督办。丁文江也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与陈陶遗、刘厚生一起成为为军阀孙传芳出谋划策的“三人团”。“想借机实验一回，然而一到里面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传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36，不久，丁文江辞职退出。1927年革命军北伐，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丁文江也为此事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不得不避往大连。后来，由于宋子文的说和，才又重新容纳了他。一位熟悉丁文江的人这样评价说：“人多笑他迂阔。丁平生做事，与人接触，有争执时，语调直爽，有人说他是直道而行的”37。

翁文灏（1889—1971）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被称为中国地质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走的是“学者从政”之路。清朝末年留学比利时，获理学博士。1912年回国参加丁文江等创办的地质调查所工作，曾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等职20余年，首先提出“燕山运动在我国的存在及其在我国地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的地质理论问题，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地震》等。他还创办清华大学地质地理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地质人才，如杨钟健、谢家荣、黄汲清、谭锡畴、李春昱、高振西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

翁文灏在《回顾往事》中说：“我……担任学术研究二十余年，后来加入蒋介石政权十余年”38。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网罗各方面人才，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作为专家受到约请。“蒋介石认定：翁文灏是一介热血书生，无论是其名气、才能，还是对政治的稚弱，都是可以利用的。而翁文灏却对人说，蒋介石虽是一介武夫，但有爱国守土的责任心，加之能礼贤下士，为此，他要放弃‘只事研究，不干国事’的原则，士为知己着死”39。1936年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后期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4月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11月辞职，1949年任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春决定脱离蒋介石集团，初居香港，后寓居法国。1951年3月回国参加建设事业，任全国政协委员。

翁文灏在63岁时说的一番话，可以从中领略这位“学者从政”的科学家的人生感悟：“我错误的认为中国需要经济建设，我应尽我的心力，做我份内的工作，做一分算一分，总是于国有益的。那时我并不认识，在蒋政权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可能做得好”；“我自己的志愿却是想超然于政党之外。在抗日关系上，我见蒋偏重内战，投靠美国，极为痛惜，更加强我超政党的思想”；“最可痛惜的是我未学政治，以不懂政治理论的人，而盲目地参加了实际政治地位”，常处于“政治上自相矛盾的心理”，“尽管厌恶他们（国民党政府）的营私舞弊，说谎欺人，但模糊地还觉他们代表了中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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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5）

和欧美科技知识分子相比较，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明显地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生长和工作于饱受侵略、欺辱的半殖民地国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责任感。科学无国界，然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中国的科学家们很少有单纯的“为科学而科学”的，而是以振兴民族为己任，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从早期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范旭东、侯德榜、梁希、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乃至后来的钱学森为代表的建国初期的一大批“海归派”学子，莫不如此。詹天佑在《告青年工学家》一文中说：“观乎我国工学界，则所发明者尚稀有所闻，其智力不若欧美，而司梯芬生、瓦特、弗兰克林、毛利之流，不能产生于中国耶？曰否”。他告戒青年科技人员，要“视公事如家事，以己心谅人心，皆我青年工学家所必守之道德也”41。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钱学森等一代人，他们都是怀着“学业有成，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得知新中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