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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之中，并检查一下，务使他得到必要的医疗费用”68。

作为政治家的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上存在的某些现象，以及包括高尔基这样的非党的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性言论，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十分强调知识的重要作用，以及与专家们搞好团结的必要性。他尖锐地批评了愚昧无知现象，并且把“文盲”列为革命的“敌人”，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是教育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69。1921年12月，列宁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专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应该如何对待专家。他说：“如果……不能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专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要使这个特殊阶层的专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或权力方面如此，而且在同工农同志合作方面，在思想方面也如此”70。1923年1月4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71。

在列宁的倡导下，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俄的知识分子状况一度闪现了可喜的曙光，即使###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也认为：“列宁主义时代（在列宁于1923年死后又持续了二三年），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试验。改革创新、破除迷信、开拓科学领域的新天地，在艺术界、建筑界、文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蔚然成风”72，从1918年至1928年这十一年中，培养出34万大学毕业生，为现代苏联知识分子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推动了苏联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方针、政策，也还包含着不少互相矛盾的思想：一方面从理论上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面对现存的知识采取过多的否定态度，认为革命前的学校学的知识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73；他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但强调“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74，并对新政权下的教育事业作出过分悲观的估计，如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几乎有五年了，但旧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在无产阶级的国立学校和大学里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毒素教育（确切些说，是腐化）青年”75，以至当时曾流行一种舆论，认为“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工人、农民接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76；列宁重视知识分子，重视吸收各种专家参加建设事业，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极不信任，1921年2月5日，他在《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中说：“吸收专家应当具备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非党专家必须在党员监督下进行工作；第二，关于普通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学内容，只能由共产党员来确定”。

苏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对知识分子做了如下政治分析：“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一部分人进行暗害活动，另一部分人包庇暗害分子，还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观，保持中立，再有一部分人则在苏维埃政权和暗害分子之间动摇不定。当然，大多数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多少还是忠顺地继续工作”77，在这一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如下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苏维埃政权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所能实行的唯一政策就是粉碎积极的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收忠顺分子”78。这一“粉碎、分化、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显然是把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当成敌对力量了，其影响，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有增无减，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的观点，“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79。

斯大林与“苏联文化模式”的形成（1）

斯大林掌权初期，曾对藐视和敌视知识分子的倾向进行批评，他说：“如果现在还几乎把每个旧专家和旧工程师都看做未被拿获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80。还宣布：“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即指出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的理论，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