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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把文化事业纳入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列宁曾讲过：“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份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须的”91。斯大林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完全搬到文化工作的管理上来：首先，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完全纳入行政管理单位，便于使用、管理和控制。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严格的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否则，就可能被处分、降职，乃至被赶出研究单位。对于一个学术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而且丢掉了饭碗。斯大林晚年也从局部感到这个问题，他曾举例说：“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情况，……都会遭到语言学的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或者“被撤职和降级”92。其次，实行“理论专制主义”。“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禁止一切领域对理论、科学的自由讨论，大搞理论专制主义，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政见者，从理论上确立独断专行的唯我主义、‘理论皇权主义’，以斯大林的三本书来垄断社会科学的创造权和发明权。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布道式的讲坛”93。对于学术界的争论问题，学者没有发言权，只有领导才能定是非，学者的任务就是按领导的指示办事，连对《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也“不准讨论，只能照办”。

苏联的这一套管理文化的体制，不仅扼杀了广大学者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且导致理论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僵化，学术研究变成领导人推行的方针政策的“传声筒”、“抄写员”。更为甚者，这种体制还滋长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一位外国学者说，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可以任意地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和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可以暴露别人的隐私，可以决定一切——这使社会上许多人产生了一种羡慕之心和吸引力，向往成为这个机构中的人。这样，在党的机构内，也开始出现往上爬的斗争”94。正是这种诱惑力，使一部分学者堕落成为“不学有术”的文化政客。

“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2）

第三，　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知识分子政策。

苏俄十月革命以前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文盲占70％。据苏俄1922年公布的调查数字，1914年，在校中学生只有635591名，1922年为591645名，农村只有14575名。大学生总数为127000人，在校大学生仅36000人。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高尔基曾向他介绍苏俄农村由于文化落后导致的愚昧状况：“俄国农民在电话和电灯面前显出迷信的恐惧。当他们在农村添置留声机时，老头们请求机械师：‘喂’，让他出来！‘他是谁？’‘魔鬼！’……当第一辆电车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的家乡）开动时，一个男子对自己画了十字，喊道：‘喂，压死我吧！’接着，他扑向轮子下面”95。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列宁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斯大林执政以后，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他曾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多次批评藐视、鄙视、敌视知识分子的现象，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联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96。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请看下表：

年 份

总 数

每年平均数

1918—1928年

340

1929—1932年

170

1933—1937年

370

1938—1940年

328

1941—1945年

302

1946—1950年

652

1951—1955年

1121

（引自《1969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84页。）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在苏联社会中，知识分子一直享有相当高的声望，从三十年代迅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