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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忽视人的地位，否认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搞“为生产而生产”；在历史学领域，历史的主体——“人”，一部分被“神化”，一部分被“鬼化”，如此“研究”，往往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真实性；在文学艺术领域，大批人性论，把本来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的人，变成纯理性的“高、大、全”，从而把艺术变成理念的传声筒。此外，还有社会学、心理学等科学，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说，从社会科学中清除出去。回首这些令人痛心的情况，使我想起马克思引用大诗人海涅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10。这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啊。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存在着过于政治化的偏颇。如割裂信仰与科学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供人顶礼膜拜的宗教教义和必须绝对服从的法律条文；否认科学的交融性，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只能批判别的学说，否认与任何学说存在交融关系的自我封闭式的绝对真理体系；坚持“唯我独优”的思维定式，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看作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只有俯首听命的义务，而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等等。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使马克思主义日益变为枯萎僵化的教条，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之路越走越窄。

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信仰和指导思想，又是一门科学的理论学说，如何看待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学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文革”以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中，理论界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当时有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社会意识形态。阶级性是其根本特征，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根本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中的党的方针、政策直接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就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具体言行之中。

第二种看法，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无懈可击的绝对真理体系，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才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去。

第三种看法，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纯科学的学术流派之一。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为“无产阶级的圣经”，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

第四种看法，视马克思主义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它既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思想理论，又代表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主流，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完美无缺、最终完成了的封闭的绝对真理体系，它将在社会实践斗争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不断开辟进一步认识真理的道路211。

时过境迁，持第一、二种看法的人，至少在学术界不多了，第三种看法也只是少数，多数人似乎趋于第四种认识。然而第四种认识，即“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之说，并没有真正解决“科学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科学学说，首先必须把信仰、意识形态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它既不是令人顶礼膜拜的神灵，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而是随时随地在接受实践的检验，接受理性的审视；科学不是凝固不变的绝对真理的化身，而是与时俱进、发展变化的。“信仰”必须以理性为基础，而不能凭自发的朴素的感情。列宁说工人阶级自发的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农民自发的信仰只能是空想主义，政治上只能是盲从迷信和个人崇拜，经济上只能是平均主义。其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和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加以区别。作为信仰，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然而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则必须符合科学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是多样性，在科学的百花园里，每一种科学的理论，每一个科学流派，都有自己存在的权利。各种学说、各种学术流派，争相斗艳，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与繁荣。二是平等性，在科学学术领域，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具有凌驾于其他科学理论之上的特殊权利，历史证明，任何“册封”、“加冕”都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汉王朝曾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学说被册封为显学上千年，其作用不仅妨碍了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使儒学自身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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