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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成为“理论权威”还有一个重要历史条件，那就是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左”的错误政治倾向的不断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解决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问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直到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康生由于长期搞情报工作，又有在苏联学习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经验，使得他对“阶级斗争新动向”有着特殊的敏感，并且非常会搞这种错误的“阶级斗争”。康生的这些本事，在我党的左倾错误发展中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他的罪恶行径又对党的左倾错误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百家争鸣”与“保持一致”

有些人总是借口“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赞成“百家争鸣”，一提起“百家争鸣”就惶惶然，担心“自由化泛滥”、天下大乱，进而亡党亡国。“百家争鸣”是否会造成如此局面，如此可怕呢？从这个视角重温一下1957年“大鸣大放”中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情况，对我们会有所启示。社会科学界是“右派言论”的“重灾区”，也是批判的重点。近些年，我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重新翻阅这方面的“右派言论”，心里总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右派言论”，当年不因触犯“政治禁区”而遭批判和封杀，我们的社会科学会是什么样子呢？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7）

事例之一：《钱伟长等五人联名提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对于有关

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217中。“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摘录：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

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

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

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

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

遭废除，或不成为独立学科，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

很多转业了。”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

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妥当的。

……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

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

有关资料尽（应为提）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

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

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

这些意见确实是涉及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方针、政策的“政治问题”，涉及对党和政府的法令、政策态度的“政治问题”。如果这些意见在当年不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如果能为领导者接受和采纳，或者部分的接受和采纳，后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又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事例之二：吴景超：《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218摘录：

“我认为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的必要”，“社

会学中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及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