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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呢？有三种态度：一是对中央或上级的指示、决议，合乎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合口味的就不执行，甚至置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与决议于不顾，在重大问题上各行其是。这叫闹独立性，是不能允许的；二是形式的理解“保持一致”，对中央或上级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认真研究指示和决议的精神实质，又不认真研究实际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也是不可取的；三是既认真研究指示和决议精神，又认真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行得通的坚决贯彻执行，行不通的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说明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指示和决议，这叫自觉地主动地贯彻执行，这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态度。对此，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有一段非常深刻而又精彩的论述：

“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

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和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

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

误，在实际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

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

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

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

眼睛，硬要执行，以致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

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

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

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226。

写到这里，建国初期发生的一件事值得提起。那时，党的一些决议和文件对于领导阶级的提法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如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使用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1951年3月——4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等文件，也使用了同样的提法。

对于这个涉及重大战略的原则问题，许多下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和安子文、刘少奇等商量，觉得下面提的意见有道理。1951年12月1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这个事例说明，对于党的决议和文件，即使涉及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下级机关和党的干部也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的，而且这些意见往往对弥补中央决议、文件的疏漏，促使中央领导认识深化，起着积极的作用。试想，如果把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提出与中央不同的意见，一律看做“与中央政治上不一致”，当做党员政治上有问题，中央的某些疏漏或不正确的决定，怎样才能得到修正和完善呢？领导人认识上的某些失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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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1）

“十年浩劫”名曰“文化大革命”，自然促使人们从文化视角对“文革”进行反思。长期以来，由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左倾错误数度泛滥成灾，特别是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　迫害和对文化事业的破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我们国家走出“文革”，打开窗子面向世界时，惊愕的发现，我们在许多方面大大落后了。

首先是知识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学生102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举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居于第113位，落后于蒙古（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人）、印度（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人）、泰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人）。1978年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仅有工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