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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微乎其微的。全书以很大的篇幅写战争，那是“将”的事；同样，以很大的篇幅写权谋，那是“相”的事。

在所有的这些谋士中，最出类拔萃的，最典范的，最不朽的相，莫过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了。

诸葛亮隐居在南阳卧龙岗，自比管仲、乐毅，有经天纬地之才，所有认识他，知道他，了解他的人，无不承认不及他的万一，把他看成是周之吕望，汉之张良。这样一个众望所归的智士，为什么过着表面上看来是出世的生活？

当时，天下纷争，群雄竞起，正是汉王朝所谓气数已尽以后统一局面的结束，分化瓦解的开始，因此，合后之分，是一种必然，治后之乱，也是一种必然。《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眼人看得出，在新一轮“分”的角逐中，若不经过长期而反复的，严峻而痛苦的较量，争斗、火并、厮杀，一个能够领袖群伦、重新构筑“合”的人物，是产生不出来的。诸葛亮站在旋涡外，有他自己的思考，即使有济世良才，能力挽狂澜吗？在他回答徐庶说的话中：“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表明了他对无望中挣扎的拒绝心理，正是这份清醒，才能有“我本是，卧龙岗，闲散的人”的潇洒。

汉末的党锢之祸，其实就是一次大规模的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大批有才有智之士，报国为民之流，杀的杀，关的关，余下的，不是放逐，就是远遁，即或侥幸能在长安居住者，也是永不叙用。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着如同母体脐带相连似的，息息相关的命运。所以，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心灵中，一份永远推拭不掉的沉重负担。于是，干预也好，隐遁也好，便有每个人自己的表示关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种关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种关注。诸葛亮身在茅庐，心系寰内。虽耕读自娱，但诗中“改尽江山旧”的情怀抒发，说明世间的一切，仍时刻萦系在他脑海之中的。

诸葛亮不想入世，诸葛亮的朋友也不赞成他入世。他知道，他朋友也知道，他入世未必于世有补，不得其时，徒费心力的悲剧在等待着他。可他终于难逃这种忧国忧民的心狱，还是走出了南阳诸葛庐。

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诸葛亮之憾（1）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个伟人。他的几乎毫无瑕疵的人格力量，他的隆中决策理论，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功绩，他在刘备死后辅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榜样。

但是，从他的治国实践的不完全成功的结果来看，即使是伟人，恐怕也是要打个折扣的。

我们通常喜欢用“伟大”这个词，或再加上“英明”、“正确”，来对一位领袖表示崇敬。其实，所谓的“伟大、英明、正确”，准确地说，是指其某项决策而言。

诸葛亮论说，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取荆州和益州后，得人和来治蜀，以此而立国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伟大”的。那时，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东是孙氏三世经营的基业，刘备唯跨有荆、益，踞守险阻，徐图进取。诸葛亮从政治地理角度，选择这块地盘，养精蓄锐，以图来日。在主敌必然是曹操的形势下，若荆州受击，益州可北上，若益州被袭，荆州可牵制，不能不说是英明的。而且破除刘备的宗亲思想，不失时机地夺得刘表和刘璋的土地，形成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图，也不能不说是正确的。

这些新思维，对于刘备和关、张及其部属，是闻所未闻的，在此以前，他们像浮萍一样飘泊不定，直到诸葛亮出山，他们才知道不一定非要过寄人篱下，仰给于谁的日子，自己可以当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国家，于是豁然开朗，有奔头，有干劲了。

回顾刘备二十年来，狼突豕奔，东投西靠，无家可归，难以存身。虽以剿黄巾起家，但他的行止，从小沛到新野，辗转千里，其盲动程度，实质与流寇手段也无大差别，光有雄心壮志，并无通盘的立国立本的战略决策。倘无诸葛亮的辅弼，他的下场和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之流，差不多的。如果说刘备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三请诸葛亮的虔诚，对孔明的绝对信任，那言听计从的态度，是可圈可点的。就隆中决策，奠定西蜀来讲，诸葛亮称得上是高瞻远瞩。可并不等于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完人，和永远的伟大英明正确。

就从他刚从南阳走出来，到新野为刘备主持军政要务，正赶上曹操挥师痛击刘备之际，也未见这位大谋略家的出色表现。先是看着那位皇叔，败在一误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