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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老师，别提这些吧，”陈灿英以为仇老师是不满意某些同学的背后议论，“你不是说今天还要讨论诗社的事吗？”

“你让前面那些同学等一等吧，”仇道民对诗社的事已经考虑好了，他现在认为，由团支部牵头，诗社的事就可以放心去办，形势毕竟有了不同，仇道民仰望晴空，不觉脱口赞美了一句，“今天的天气多么的好！”

大自然对生命具有强大的启示和感召力量。仇道民又谈起了诗与自然，诗与社会，诗与个性心理等方面的关系。

“曾明武——你们别太走快了，”陈灿英跑着去招呼走在前边的同学，“等一等大家吧，还有事情要商量！”

曾明武一群人上了大路口，谈的却是另外的话题。他们刚才在一户农家讨茶喝，有个聋老头把曾明武当成去动员他入社的干部，他一脸不高兴，口里骂骂咧咧地：“查，查，就剩个裤裆没查过，把什么都查到社里去了！”这便引发了同学们关于合作化办得好不好，发展得快不快的争论：

“我们那里也有人对合作化不满，说土地刚回老家，屁股没落板凳又让人拉去合作了，媳妇进门就闹离婚，这媒婆光会哄弄人！”

“合作化高潮是干部喊出来的，农民人入心不入，根本不自愿。我们那里有个死顽固，他日夜把土地证揣在怀里，干部一跟他提入社，他就拿出土地证，阴阳怪气的问：‘这上面的名字没弄错吧？土地是我的，你怎么比我还心急心忧呢，快别白操这份心了！’干部们没办法，就把他那田地上方的水口堵死，庄稼没有水，他只得去几里外的山坑里挑水灌溉，坚持了一个多月，有次把水桶摔破了，他才去找干部说：‘我用土地证跟你换担水桶吧，这回我是心甘情愿了！’不识时务的人还多呢！”

“搞社会主义不强迫也不行，去年我们那里粮食减产，干部们为评模范，认多了统购任务，结果弄得好些人没饭吃，余粮户又不肯交出余粮来，干部们去搜也搜不出，你们说粮食藏哪里去了？有的把竹节捅开，把米装进去，拿它搁在牛圈顶上，谁能料到？有的干脆把粮食藏到屋后的岩洞里去了，他们自己不说，鬼也猜想不到，搞社会主义不搞强迫还怎么行？”

“搞强迫叫社会主义，你这才叫怪话！”

“这就恰恰说明合作化搞快了，超越了群众的觉悟。”

“陈灿英叫你别走快了呢——企图一个早晨把什么事情都办好是不可能的，谁想要一口吃个胖子，那是做梦。”

“胖子来了！”有同学望着陈灿英手上搂着衣服，满头大汗地跑着追上来，胸脯一颠一颠，“你们谁想要一口吃个胖子。。。　”

“怎么走这么快？春游变成越野赛跑了。”陈灿英站住脚，边喘气边说，“仇老师说还得商量诗社的事——”她见同学们在哈哈大笑，猜到可能是取笑她的胖，“笑什么，无聊！”

“同学们刚才是谈农业合作化，”曾明武说，“诗社的事回学校去说不行？”

仇老师与其他同学也走了过来，彭石贤建议：“我看还是去青草坪好，从围墙的小门进去就行。”

大家都赞成。于是有同学抢先跑过去爬围墙，从里面开了围墙门。这小门不常开，蒿草荆条长得与人一般高了。同学们好不容易拔开一条路，在一块开阔的青草地上坐下来，几个好玩爱闹的同学连翻几个筋斗，说这里简直是个洞天福地。

陈灿英首先说了学校团委要求学生广泛开展课余文化活动的意图，还说这是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要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来。彭石贤不善于长篇大论，他原先办诗社要说的话现在却没有了。

仇道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布诗的时代真正开始了。又因为他提出诗社负责人应该自由选举，被提名的人反而推推让让，结果大家一哄便通过曾明武担任诗社社长，陈灿英与彭石贤担任编辑。

在讨论给诗社定名的时候却出现了争论：

“据我看，青年诗社，时代诗社这类名字太常见，太俗套，给人一种顺手捎来的感觉，不如叫学子诗社，学子，历来就包含着敢担道义的意思。”

“过去叫学子，现在不就是叫学生？何必来个古腔古板？要担道义就叫正义社或真理社。”

“你还打算出份真理报？那不如出人民日报，就叫新华社好了——社名应该含蓄一点，讲点文采，我看可以叫先忧社，取‘先天下之忧而忧’这话的含义，忧国忧民是诗人的天职。”

“更不行，现在你忧什么国，忧什么民？让人说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