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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贤，哥真有事特意来找你，你可不能与任何人乱讲啊！”张炳卿不打算与彭石贤正面讨论伯父的死，他可真是有件要紧的事，说着，从口袋里取出十几张材料纸来递给了彭石贤。

彭石贤接过那叠材料纸认真地看着。看的时候，好几次抬起头来望了望面前的炳哥，却始终无法开口说话。这是一封越级向上反映情况的信，彭石贤又从头仔细看了一遍。信里面列举了大量事例来说明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欺上瞒下，虚报浮夸；二是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三是瞎指挥，劳命伤财。所有这些，张炳卿认为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造成的，当然，他也提出了希望上级领导应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请求。张炳卿问彭石贤：“你说这会不会被打成右派？”彭石贤摇头：“我不知道，这怎么说得准？”张炳卿表示，他不是右派，党员应该向组织讲真话，不然，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他告诉彭石贤，他不怕打成右派，他已经挨过了两次辩论，他这“部长”帽子有可能给摘下来，可那也没办法，他不能对不起老百姓！彭石贤听着，他的眼睛发潮，内心深处被强烈地震撼。那信中提到的也正是他见到的事实，母亲、仁茂伯以及许多的乡亲在背地里就悲叹过，议论过，怨恨过。而反映这些情况，却要冒撤职与打成右派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之所以提不出意见来，原因在于他还不止于像张炳卿一样看问题，难道这“大跃进”仅是个主观主义或者再加点别的什么就了得？不，现在是民不聊生！但他感到很难说话，也似乎不宜向炳哥透露，他一时还没有那个胆识呢！

在彭石贤沉思不语的时候，张炳卿一边等待他的意见，一边翻着堆放在书桌上的一些闲书杂纸，一本旧课本的底页上，有一首诗，张炳卿认得出来，那是彭石贤的手笔：

昨夜狂风吹屋去，

今朝暴雨毁园田，

高高在上多为祸，

不会作天枉作天！

诗的旁边还有两个字：“骂天”。这也许就是诗的题目。张炳卿把诗推到彭石贤面前：“你这是什么意思？”

彭石贤只得一笑，随即把诗从旧课本上撕下来：“上次山洪暴发时写的，没什么意思——这不就没事了。”

“你还写下了些什么？可全都得毁了，”张炳卿说得很严肃，“骂天骂地干什么？太不懂事！”

彭石贤点头，表示完全接受，写这些东西确实没用，却有危险，他只不过是忍耐不住情绪的发泄，而张炳卿的信，不管有用无用，虽然也有危险，但总算在为老百姓说话，是一件实在的事。于是，彭石贤再次拿起那封信来，与炳哥商量着如何选择词语，如何修改句式，如何增删事例，尽可能地不去触犯权威，就因这“为民请命”，兄弟俩还真有点诚惶诚恐的　，上午过了，饭后，张炳卿又与彭石贤讨论了一会才定下稿来。但他们决定向家里人隐瞒这件事，没必要大家都担惊受怕。

正月初二，张炳卿便回县里去了。走前，他又反复向彭石贤强调了不要胡来，特别是乱写不得，并透露说，那个猴头的事远没有结束，县公安局已立案侦查。彭石贤也意识到了这事的严重性。于是，他便用一个上午把以前乱写乱丢的一些诗稿进行了清理，但舍不得销毁，而是抄录在另一个本子上，这些诗是他的血泪凝结，丢了它，似乎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开始，他用一块旧油布将本子包扎好塞在房檐下的墙洞里，一看，不行，那墙洞太浅，另找了几个地方也都不合适，他便把纸包交给了母亲：“这东西别给任何人见到，真遇着了事，你便给烧了。”母亲很担忧：“是什么东西？你现在便烧了呀！”儿子好一阵不回话，最后还是答应了：“那你就拿它生火吧！”并随手把纸包扔到了堆柴的角落里。

这时，镇上办公室主任在门口叫彭石贤，黄大香邀他进屋，他客气地推却了，只与石贤说了几句话，彭石贤坦率地承认那报道他写不来，主任倒是没有催逼，反倒放宽了期限：“你一定能写好，慢两天交也不要紧，到时再说好了。”

看来，这件事情还推脱不掉，彭石贤只得又爬上阁楼，可翻来覆去，就是下不了笔，头脑里什么话也出不来，思想无法集中，这任务完成不了，他终于决定，得上左青石去。

正月初三，彭石贤一早就收拾了行李，那也简单：被子加箢箕扁担。母亲想留住他：“主任不是给你放假了吗？你就别急着走呀！”石贤告诉母亲：“妈，那材料我实在没法写，你向他说，这几天我头疼得很——不上山烧炭更不好交代呢！”

彭石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