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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爷爷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革命派们”当然要说他不虚心，不实事求是，结果依旧是继续批斗。

总之，那时候是只讲一面理，凡是被批判的人，是不许讲理的。这一点，连封建帮会都不会这样干。

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仕途通达，没有受到过任何侮辱，如今当众被乳臭未干的小辈唾面自干，无法忍受，当天夜里一根绳子就上了吊。第二天我们发现的时候，早已经断气了。

在他的桌上，用整张白纸写了“士可杀不可辱”六个脑袋大的字，这是他的绝笔。

此外，写给我爸爸、妈妈的遗嘱是：“忍辱负重，度过难关”八个字。写给我的遗嘱最长，是“认真学习，做一个无愧于自己良心的人”。

我爷爷革命一辈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他是上海市第一批自杀的人。幸亏他有先见之明，走得早，不然，等待着他的酷刑和折磨，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我爷爷生平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一本《三民主义》读得滚瓜烂熟。他当北伐军团党代表，靠的就是这一本《三民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又对毛泽东崇拜得不得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读了又读，圈圈点点，眉批脚注，书上几乎没有空白的地方了。这还不算，还写了厚厚的十几本读书笔记，总字数绝对超过了雷锋的笔记。他按照毛泽东的每一句教导实事求是办事，认真到从粮店买回面来，都要过秤，多一两要送回去，少一两必须去补，粮店的人都叫他“老认真”。没有想到的是，最终他还是死在自己最尊敬、最崇拜的人所发动的运动中。

我爸爸、妈妈当然也逃不掉。好在他们都是“名牌货”，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矛头，并不针对他们而来，经过象征性的批判、抄家，只要老实、听话，没发现“现行”，无非接受监督，低头认罪而已。他们先后被轰出办公室，在单位里扫院子，扫厕所。比起被打倒了的厂长、院长们，日子似乎还好过一些。

至于我，在那个形而上学猖獗、是非好坏只凭出身就能决定的年代，尽管我是新中国出生的孩子，但是我有这样的父母、爷爷、外公、外婆、舅舅，我的生死簿上，早就注定我的终身前途了。我在学校里被同学称为“黑五类子弟”。什么叫“黑五类”呢，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凡是这五类人的子女，只许接受“正面教育”，不许参加当时学生中最叱咤风云、可以随便鞭打老师、可以随意抄别人家的“红卫兵”组织。这五类人中，我家就占了三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心里话，我倒真得感谢我的这个出身成分，不然，我不当红卫兵固然不行，当了红卫兵不去造反更不行。要我违心地去鞭打老师，去抄无辜者的家，我还真做不到呢！

但是封建帮主们是绝不会放过我和我们一家的。1968年，我16岁，彻底拆散我们一家的日子终于到了：爸爸、妈妈接到通知，要分别到各自系统的“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我也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到西双版纳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句话，上海把我们扫地出门了。

对你们来说，当然不懂得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名堂。简单地说，“五·七干校”就是变相的劳改队，主要是收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和五类分子，当然也有“革命派”，不过那是起监督作用的；插队落户呢，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并不上课，学生一届届招进，毕业了也什么知识、什么本事都没有，什么也不会干，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小将们，人人锻炼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王，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又没地方可去，总在城市里闹事，连帮主也头疼起来了，只好把这些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们统统送到农村去，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农村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口号下，把这盆脏水泼到农村这个大院子里去，以减少城市主要还是帮主们的压力。

我们家既然是这样的组成成分，家破人亡，被赶出上海，当然是必然的命运了。比较起来，我们家还不算最惨的呢。

我父母只有一个要求：不论是下“五·七干校”还是插队落户，希望一家三口都在一起。但是这样的要求谁也无法答应。因为父母的单位系统不同，而我又是教育系统安排的。父母的单位说：“你儿子又不是干部，哪有带着儿子进干校的？”负责插队的干部则说：“你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