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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个秘密也曾经被本村或外村的干部们所得知，也曾经半开玩笑地提醒他“要站稳阶级立场”。他却振振有词地答复：“我怎么没站稳阶级立场？我执行的是‘阶级报复政策’：当年地主奸污了杨白劳的女儿，如今变了天，杨白劳翻身当了主人，玩玩儿他们的姑娘、媳妇儿，还不是应该的吗？即便不合法，至少是合理的嘛！”

干部们哈哈一乐，大家心照不宣。

第二批，是五八年公社化以后，他当上了大队长兼支书，凡是社员要外出做泥瓦木匠的，打小工的，都要大队开证明，不然不但寸步难行，队里还不给分口粮。这张证明，当然要他开，要他盖公章。可是要拿到这张纸，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到大队部找他，他总说忙。找了三次，如果还猜不透他的腹内文章，他会暗示你一句：“我白天没空办这些事儿，晚上再说吧。”不懂得暗示的人，如果自己夜里去，他照样有许多理由可以推三阻四，让你把腿跑细了，也拿不到他这张纸；如果心有灵犀一点通，懂得“夜里”两个字的“内涵”，打发女儿、媳妇或自己的老婆去，这证明当夜就能拿回来，最晚不会超过第二天。

第三批，是农村里人口恶性膨胀以后，住房紧张起来了。家家都想盖新房。可是土地收归国有了，要从“国家”的手里也就是他杨支书的手里“批”一块土地出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捧着几条烟、提着几瓶酒登门请求，不铁面无私地把你送的东西扔出来，那才叫怪事儿！

如果知道杨支书的“毛病”，投其所好，其实也简单得很：只要打发女儿、媳妇或自己老婆“夜访”一趟杨支书，尽管当时并不能把“批条”拿回来，可过不了三五天，杨支书自然会亲自登门把条子送来的。

第四批，才轮到了知识青年。

说杨支书“好色”，这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好色”的人喜欢的是漂亮姑娘。不漂亮的女人，也许送上门来还不要。这个杨支书呢，他是“叫花子吃死蟹──个个好”，只要是女人，不管是姑娘，是媳妇，也不论美丑，更不管大小，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固然不错，比他大个十岁八岁的，他也凑合，一律照单全收。反正中国大陆当时性病已经绝迹，艾滋病还没有进口，他大可不必像乌冬那样，非处女不要。因此，当地流传着一句不敢公开说的歇后语，叫做“杨支书玩儿女人──多多益善”。

但是，人的欲望，是随着经济和权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好像吃东西，穷的时候，有猪肉吃就满足；有钱了，就说猪肉这不好那不好，连碰也不碰，讲究吃“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外国进口的，本地没有的”。杨支书女人玩儿得多了，对本地的乡下妞儿也玩儿腻了，口味高了起来，本地猪肉不想吃，也想尝尝“进口”的罐头是什么滋味了。

正好这时候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杨支书这个大队，也来了二十多个知识青年，有本省本县的，还有外省市的。不论来自何方，都是城市来的孩子，模样儿风度，跟农村孩子就是不一样。特别是女孩子，那张脸又白又嫩，简直吹弹得破，个个会唱会跳，说起话儿来，也比本地姑娘好听。最使杨支书惊讶的，是这些姑娘比本地姑娘大方得多：她们住在知青点里，男知青和女知青一个门进出，铺位之间只隔薄薄的一层板；看电影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就敢跟男知青挤得紧紧的，还互相搂着抱着，有说有笑，一点儿也不害羞。杨支书为之神往了。

他曾经多次琢磨，想个什么办法，也尝尝这些“外来妹”的滋味儿呢？

他也曾经故伎重演，找借口把插队女青年叫到大队部来“个别谈话”，但奇怪的是：她们一个个好像都串通了似的，对支书全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坐得离他远远的，除了“嗯嗯”答应之外，多一句话也不说。弄得一向以“高手”自称的杨支书，居然连抛出钓饵、许以好处的机会也没有。

渐渐地杨支书也摸透了这些“鬼丫头”的心思：第一，她们大都各人有各人自己的“对儿”，对杨支书这样的“土包子”，根本就不放在眼儿里。第二，杨支书也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她们、要挟她们的。她们大都不缺钱花，不缺吃的。大队里分活茬儿，统一分给知青点，由知青点“点长”进行“再分配”。知青点里的人大都抱团儿抱得很紧，有点儿重活儿，男知青都主动包了。即便大家都干重活儿，男知青们也会干完了自己的活儿以后过来帮着女知青干。所以杨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