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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决定之前，”卡尔说。“你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你把穆扎斯干掉了，行，你是个英雄；如果你不管他，你还是个英雄；如果你动了他，又没有干掉他，你就是笨蛋一个。”

“那就是二比一的几率。”汉斯补充道。“什么也不干，还是英雄。”

这番话足以把斯蒂夫也煽动起来站到阿弗纳的一边。“你们这些人说的话，”他对汉斯和卡尔说。“让我非常恶心。你们都是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所有的想法就是给自己遮羞。”

卡尔和汉斯被说服了。事实上，他们宁愿被说服。但卡尔还是建议先跟伊弗里姆核实一下——即使有充足的理由。毕竟这已超出名单的范围，是一个大的改变——但很显然没时间这样做了。要去日内瓦的保险箱两趟，中间还要等五六天。

“我们这样，”阿弗纳作出了决定。“卡尔和斯蒂夫明天出发前往贝鲁特。汉斯、罗伯特和我确保六号之前干掉库拜斯。然后我立即和卡尔、斯蒂夫会合，罗伯特和汉斯去雅典为突袭穆扎斯做准备。这件事不需要很长时间，也许一天就行了，然后来贝鲁特跟我们会合。

“贝鲁特结束时是9号，然后我们去雅典，全力以赴做这件事。”

后来，阿弗纳回忆1973年发生的这些事件时，承认之所以在几天之内同时在几个城市推动三次大行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伊弗里姆在日内瓦对突击队此前所做事情的反应让他非常担心。虽然伊弗里姆没有说：你们怎么搞了这么久？虽然他没有说：你们以为自己在豪华旅游呢？但他们的行动似乎没有给伊弗里姆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热情也不够。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主管领导应该像对待英雄一样地对待阿弗纳和卡尔——以色列人不会希望仅仅因为完成了一项危险的任务而受到英雄一样的对待。在这个国家，一半的人都在做危险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身为以色列人，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伊弗里姆的态度那么模糊，那么低调，阿弗纳担心这是特拉维夫即将改变这次任务的信号。在家里的那些官僚机构中，在“穆萨德”，在内阁中，谁知道在哪里，有人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让五个人满世界地跑了六个月，花去几百万？难道就为了除掉三个恐怖分子？愚蠢之极！

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弗纳就永远不能变成那个荷兰小男孩了。相反他的名字就永远会和一项被取消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是愚蠢的。“噢，”人们也许会说，“你说的就是那个白费了半天劲的人吗？我们让他半途而废的那个家伙吗？别的突击队员在贝鲁特比他们干得更好，只花了五个小时，开销只有他们的一半，而且也没有那么小题大做！”

也许伊弗里姆在日内瓦没有明确说出来，但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赶快，干得更漂亮一点。如果你们不能干得更漂亮一些，我们也许就只好忘记这件事了。

卡尔一定猜到阿弗纳的想法了。因为决定三次行动同时进行以后，他私下里对他说：“喂，你是对的，也许应该干，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记住，如果你闯了祸，他们绝不会承认给你施加了压力。他们会说：‘什么，我们？我们从来没跟他说一个字。”’

路易斯指定的监视阿尔一库拜斯的支援队的协调人是一个年轻女人，年纪跟阿弗纳差不多。这是阿弗纳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不做监视员，不做家庭主妇，不做诱骗者，而干比这些更重要的协调人这个活。他当然知道，在每个收集情报的指挥层都有许多女人参与。而恐怖分子有时候也把女人当作卒子来使用。像雷拉·科哈尔德、瑞玛·埃萨·塔鲁斯或者特瑞斯·哈尔希这些人，都成了恶名昭著的人物。但是事有凑巧，阿弗纳以前从来没有跟一个职位较高的女人合作过。

凯瑟对她的工作很在行。她身材苗条，黑眼睛，黑短发。如果凯瑟不是刻意让自己看起来那么邋遢的话，她实际上是很漂亮的。很显然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法语和英语说得跟本国人无异——阿弗纳觉得她出生在魁北克，而对于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魁北克人来说，会说法语和英语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跟许多法裔加拿大学生一样，凯瑟很可能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的魁解阵线——魁北克解放阵线——刚开始也许仅仅是个同情者。她从那里一毕业，就跟托尼或路易斯一样，“过了”空谈政治的“阶段”。让阿弗纳好奇的是，他不知道凯瑟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或者她还有没有政治观点，还有没有别的女人想做凯瑟正在做的事情？对于男人阿弗纳就想不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男人有谋生的义务，有干一番事业的义务，所以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