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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的职业都有人去干（阿弗纳总觉得自己“掉进”特工这一行也是这样的）。但如果一个女人所从事的工作非同寻常，那很可能是她自己特意选择的。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为什么凯瑟选择这一行呢？

然而，她无法让阿弗纳洞见这一切。她反应敏捷，值得信赖，彬彬有礼，笑声从容，对从事秘密工作的人经常表现出老式的同志般的热情。握手的时候，她有一个站直身体略欠身子的习惯，就像过去学校里的普鲁士军官。凯瑟对英国人的态度也很悲观，跟“爸爸”一样。她的这种态度表现在窃窃私语和偶尔的谈话之中。比如，当话题转到英国驻乌拉圭大使曾在杜派马鲁分子的“人民监狱”里待了八个月时，她的脸上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出笑容。

凯瑟对普遍意义上的“爱国”有某种偏爱。对她来说，为了国家进行肉搏战的人，即使碰巧互相打起来了，就像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那样，也是爱国的。阿弗纳能够了解到的她的感情方面的东西就这些。对于其他的人，她似乎只有轻蔑。她习惯叫他们“傻瓜”。

“他不难跟踪，”说到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时她对阿弗纳说。“因为十点左右他总在那条洛亚尔街上走，那时候周围没有多少傻瓜。”

确实，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是个生活有规律的人，并不难跟踪。他是伊拉克法学教授，曾经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里做过讲师。（按照“穆萨德”获得的情报）到1973年春天，他一直负责为解放阵线提供物资和武器，是个高效的组织者。“集团”轻而易举地就搞清楚了这些。3月9日，他第一次抵达巴黎时，在机场跟一个漂亮的地面女服务员有过一次谈话。“你知道，我不是个富有的阿拉伯人。”阿尔一库拜斯明确无误地告诉那个女孩。“我只是个旅游者，一个简简单单的旅游者。我要的是一家便宜的旅馆。”那个地面女服务员因为也在“爸爸”支付工资的名单上，因而每月不多的收入有所增加。她给他推荐了市中心的几家便宜的旅馆，然后（因为她不知道库拜斯是谁）例行公事地把这个插曲报告给了“集团”中的联系人。从这里人手，凯瑟的监视员只查了她提到的三四家旅馆就发现了阿尔—库拜斯。

阿尔—库拜斯的旅馆位于八区的一条狭窄的拉卡德街上。拉卡德街位于玛勒舍伯斯大道和奥斯曼大道之间。从巴黎最壮观的玛德莱娜教堂所在的洛亚尔街的顶头走过去不用一分钟。这里正好是一个“Y”字形的中心。洛亚尔街是“Y”的颈部，通向协和广场，“Y”左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勒舍伯斯，通向差不多同样壮观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右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德莱娜大街，通向巴黎剧院。

阿尔—库拜斯白天要么在小饭馆度过，要么在左右岸的路边小咖啡馆里度过，二者各占一半时间。早上他经常在圣杰曼大道附近与联系人见面，而在晚上喜欢把约会地点定在蒙马特郊区街或者香榭丽舍大街上。如果晚上在蒙马特约会之后，他会沿着意大利大道和卡皮欣大道，经过巴黎剧院溜达回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走的这段路，几乎经过汉斯、罗伯特和阿弗纳的安全屋的前门。）如果约会地点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阿尔—库拜斯要么从玛丽尼大道，经爱丽舍宫，在圣宝莱郊区街右转，或者沿着加百利大道，经过美国大使馆和优美的气隆酒店，到达协和广场。两条路最终都会让他走到洛亚尔街——到达洛亚尔街时，要么在世界知名的马克西姆饭店的下面，要么正好在它的上面——从那里再走五分钟，经过玛德莱娜大教堂，就平安到家了。

4月6日晚上，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选择了后面那条路线。

阿尔—库拜斯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也许他已感到了危险——时不时地转身，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然而，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时，是不可能注意到巴黎的车流中两辆截然不同的车子在他身边来回经过的。在加百利大道上，凯瑟的监视员不再跟踪他。没必要惊动一个行踪业已掌握的目标。

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正在他们的安全屋里等电话——安全屋离卡皮欣大道不远，靠近“Y”字形右分支的顶端——告诉他们目标已靠近洛亚尔街。他们要在“Y”字形的中心靠近玛德莱娜的地方，盯上阿尔—库拜斯，然后跟着他，沿着“Y”字形左分支朝他的旅店走。

十点刚过，电话来了。

这时阿尔一库拜斯正走在安静的加百利街，除了保卫美国大使馆的巴黎警察之外，没有人监视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库拜斯才选择了这条空无一人的街道：在装备精良的警察总队队员的注视之下，没有人会袭击他。在这之前或之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