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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确立了现实主义小说戏曲艺术观念，打破了视小说为正史之余、国史之辅、“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把小说视为历史附庸的旧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李渔赞同冯梦龙的“宇内四大奇书”之说（见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差不多与李渔同时，宋起凤推崇《金瓶梅》为“晚代第一种文字”（《稗说》）。之后，张竹坡评点时，直接称名为《第一奇书》。和素则称之为四奇中的佼佼者（《金瓶梅序》）。他们一致给《金瓶梅》这部现实主义巨著以最高的历史地位，说明在长篇小说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文人学士们对小说艺术认识的加深，对《金瓶梅》成就的深刻理解。张竹坡具体感受到作者对黑暗现实作真实描写时表露的愤恨之情，认为作者有愤懑、有感慨，所以他有时又说《金瓶梅》是暴露世情之恶的泄愤之作。张潮在《幽梦影》中，从《金瓶梅》描写西门庆等人物乐极悲生，宋惠莲等人物的悲剧命运角度，又称《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称《水浒》为怒书，《西游》是悟书）。把《金瓶梅》视为“淫书”，主张禁毁的论调，在明末清初文坛上不占主流。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2）

另辟幽蹊，追魂取魄《金瓶梅》题材新颖，内容广泛真实，尤其是它依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描写日常市井生活，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着力为“众脚色摹神”，“各各皆到”，“特特相犯，各不相同”，把握“此一人的情理”（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写出“这一个”，在明代长篇中，异军突起，别开生面。明末清初文人学士对此无不赞不绝口。谢肇淛《金瓶梅跋》云：“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得月楼刊本《平妖传》叙，则把《金瓶梅》与其他三奇书比较后概言之“另辟幽蹊”，集中指明此书开创创作新路的特点。谢跋是抄本流传阶段《金瓶梅》批评文字的代表。这篇跋大约写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谢是从袁中郎、丘诸城借阅的抄本（从袁得十之三，从丘得十之五。袁中郎的不全抄本，抄自董其昌藏本。1607年，宏道曾向谢肇淛写信索还抄本）。屠本畯从王宇泰、王百谷那里也见到抄本二帙（见《觞政》跋语）。自1596年，袁宏道《与董思白》记载抄本之后，已知王世贞、徐文贞、王宇泰、王百谷、文吉士、丘诸城都藏有抄本。汤显祖、屠本畯、李日华、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薛冈、冯梦龙、马仲良都见过抄本。1596年后这十几年，抄本盛传，说明《金瓶梅》问世之初，就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与重视，它的题材、它的人物、它的创作方法，确实使明末作家耳目一新。清康熙年间，以宋起凤、张竹坡、和素为代表，进一步评论了《金瓶梅》的创新成就。宋起凤说：“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稗说》）张竹坡称赞作者是“才富一石”的伟大作家。他为“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张道渊《仲兄竹坡传》），“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第一奇书》评语），总结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他分析了作者从现实日常生活出发，在“危机相依”与“抗衡”的各种关系中，为众脚色摹神，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丰富复杂、发展变化，塑造出前所未有的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典型形象。他认为作者有一种“摹神肖影，追魂取魄”（《第一奇书》评语）也即刻画性格、以形写神的高超艺术表现力。张竹坡在总结《金瓶梅》艺术经验基础上，丰富了金圣叹提出的典型性格论，为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塑造出更新更复杂的典型性格提供了理论条件。满族文人和素，继承了谢肇淛、冯梦龙、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在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中评述《金瓶梅》写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贾、妓女、优人、和尚、道士、尼姑、命相士等，每回写的都是丑恶之事，没有一件“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但包罗万象，叙述详尽，栩栩如生，为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他抓住了此书写世俗社会中普通人物、写丑恶生活这一显著特点。通过满文本序，把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对《金瓶梅》基本评价传播到满族文人、臣僚以至宫廷中去，进一步确定了第一奇书的地位，促进了《金瓶梅》的流传和汉满文化交融，在小说批评史上做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