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4 页)

作者的患难穷愁作者问题，三四百年来，一直是《金瓶梅》研究的一个焦点。

问题与成书是二而一的问题。徐朔方先生列举内证，确定《金瓶梅》成书年代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李开先《宝剑记》脱稿）至1573年（万历元年）之间。写定者的籍贯在今山东省中部及苏北北部，其家乡距离清河、临清不很远，并应是李开先的崇信者。明末清初的《金瓶梅》评论者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这时期，与研究作者有关的文献，有屠本畯写的《觞政》跋语、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谢肇淛《金瓶梅跋》、袁中道《游居柿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宋起凤《稗说》、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和素《金瓶梅序》等七八种。这七八种重要文献，以屠本畯、欣欣子、谢肇淛三家为早。屠、谢的两则约在1607年与1616年。三家有两家提到作者年代为嘉靖（屠、谢。谢云“永陵金吾”即嘉靖之金吾卫），有两家提到作者“沉冤”（屠本畯）、“不幸”（欣欣子）。三家中有两家提到王世贞：屠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谢云“唯弇洲家藏者最为完好。”都说得非常肯定确实。据此看，世贞与初抄本或稿本有密切关系。这一看法大约是可以成立的。根据徐朔方先生确定的成书年代，作者应生活在嘉靖、隆庆年间，与王世贞同时。世贞卒于1590年，到屠、谢记载王世贞家藏抄本时，只有十多年。1607年，屠本畯约六十岁，谢肇淛四十岁，他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王世贞的文学活动的。他们记载了作者的遭际与不幸，心目中似乎有作者的姓名，也许有意避讳而不指明。他们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和作者的情绪。他们是作者的同时期文人，与作者约为两代人辈份。所以，在考证作者情况时，屠、谢两则材料极为重要。袁中道、沈德符与王世贞、与作者则为隔一代的人，所以袁云作者是“绍兴老儒”，说明是“旧时”；沈云“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说明是“传闻”。这后两位的记载，相对来说，不如屠、谢的重要。在清初，《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探讨有三说：一、宋起凤《稗说》卷三提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赡。他说：“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宋起凤在金陵与薛冈相交。薛冈《天爵堂笔余》记载薛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从文吉士那里见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约天启间，包岩叟赠寄薛冈一部刻本《金瓶梅》。宋起凤与薛冈可能共同研究过作者问题，他在《稗说》中提出的《金瓶梅》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值得重视。宋起凤《稗说》自序在康熙十二年（1673），比谢颐《第一奇书序》早二十多年。二、张竹坡较重视对作者阅历的研究，不主张去猜测作者的真姓名。他认为作者经历了患难穷愁，入世深，作者有深沉的感慨，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有四五处提到与作者有关的问题：1。《竹坡闲话》、《寓意说》、《苦孝说》诸篇评论贯串了孝子作书的观点，但又未指出作者为谁，也没有暗示作者为王世贞的意思。他的“苦孝说”用意在于“洗淫乱，存孝悌”，类似金圣叹“削忠义，仍水浒”，是想给《金瓶梅》披上合法外衣。2。《第一奇书》读法三十六说：“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总之，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一言尽之矣。其所欲说之人，即现在其书内。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没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直没搭撒没要紧也。故别号东楼，小名庆儿之说，既置不问。即作书之人，亦止以作者称之。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主张不必探究作者姓名。竹坡这一论点，与谢颐《第一奇书序》不同。谢序云：“传为凤洲门人之作”，“或云即凤洲手”，此说与宋起凤相一致。3。第二十九回旁批云：“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4。第十七回回评云：“夫作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又）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5。读法五十九条说：“《金瓶梅》作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竹坡重视从作品形象实际出发，探究作者的阅历与愤怨，在没有掌握可靠的材料时，而不任意推测作者姓名与书中人物影射某人。竹坡真正把小说作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