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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

1957年，全国开始6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近60岁时，他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3卷、维柯的《新科学》等。

1962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他编写教材。1963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我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我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文革”中，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新拿起笔。“四人帮”垮台后，他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1980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1984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朱光潜视野开阔，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他的700万字的论著和译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融贯中西，创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在我国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近代继王国维后的一代美学宗师，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日本、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美国都有人研究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朱光潜一生当中总是在现实界中与黑暗作不懈地斗争，他总是努力用自己的意志征服现实界中的黑暗，尽心尽力，如果现实界中的黑暗势力过于强大，他就从现实界中超脱出来，创造理想界，在理想界中发现美，在理想界中安置人生的归宿。一旦有力量可以征服现实，他就又义不容辞地继续奋斗，直到生命的尽头。

第三章 在矛盾中和谐地生活的现代作家　第九节 在文学理想中找到爱的沈从文

文学是沈从文一生的事业，也是沈从文的宗教，在文学里沈从文得到了神性的庄严和人性的快乐。他曾说：文学是“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显然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是个人感情的抒发，更想在文学中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即国家民族的重造，这也是沈从文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像鲁迅一样，沈从文也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民族的重要工具。不过鲁迅是启蒙主义者，而沈从文是守成主义者，鲁迅把目光投向西方的现代，而沈从文把目光投向东方的传统。鲁迅的心理充满了恨，而沈从文心理满是爱，鲁迅恨国民的劣根性，而沈从文爱国民的德性，鲁迅重在揭示民族的痼疾，而沈从文重在发掘民族的光辉，他们目的相同，方法不同，走的是殊途同归的道路。

沈从文说：“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