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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是右了。因此,康生就投机迎合,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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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592
最大错误是没有把赫鲁晓夫搞掉。因此,自然要防止再出赫鲁晓夫,一旦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
,林彪就高呼:“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为了找出这个莫须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不惜一切代价,把全党全国引入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用“反修防修”的标准来找阶级敌人,按多年来政治运动的经验,首先还是所谓右倾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各界的知名人士或学术权威。
因为,他们总喜欢说三道四,“制造舆论”。
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反映来看,那些在“三不主义”
(“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鼓励下,讲了一些真话的人,都被认为是对“三面红旗”动摇和持反对意见者。除知识分子外,眼前最危险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上层(参见同斯诺的谈话)。
于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部分人,自然成了主要革命对象。不过,同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就撇开党委,直接“发动群众”闹革命。这样,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互为作用,两者本来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壤上扎根就特别深,因而,“造反有理”一声令下,千万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中华大地,一夜之间,恶浪翻滚,千千万万“走资派”和“反动权威”
,坠入史无前例的“群众专政”
的无边苦海。
正如《历史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所依据的“左”的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两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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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当时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还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1967年上海发生所谓“一月革命”
(又称“一月风暴”)
,造反派全面夺权。
毛泽东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从此夺权之风弥漫神州,各级党委荡然无存,无政府主义横行无忌。
在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唇枪舌战的派性斗争发展为兵戎相见的大规模武斗,最终酿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动乱局面。
1969年召开的“九大”
,全面肯定了“文革”的“丰功伟绩”
,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思想,说成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并写入党章“总纲”。
“九大”之后,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
,又引起新的混乱。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震惊,人们从革命狂热转入冷静思考,对“文革”怀疑和抵制的人越来越多,这本是结束这场荒唐“革命”的一个良好时机。但由于毛仍坚持这场“大革命”是正确的,加以“四人帮”的干扰,“九大”的“左”倾路线得以延续下去。
1971年9月,林彪事件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并加强经济管理,以扭转混乱局面。根据毛当时说过的,“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
,周恩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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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
可是,批“左”怎么能同“左”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相容呢?
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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