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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了（无工作），这是企业领导者的能耐吗？

二曰下岗者“大有作为”。由于下岗者失去饭碗，失去了生活保障，如果不努力找工作和干好工作，肯定是会饿肚子的，此即谓“哀兵必胜”“置于死地而后生”，事实上也有不少下岗者确有作为。然而又不能不让人深思：为何有的人一走上社会就成了“龙”，而在你手下就变成了“虫”？

三曰下岗者要“更新观念”。由于社会就业的容量不大，不更新观念就找不到工作，而更新了观念也未必都能找到工作，这就是当前的现实。其实企业的领导者更应更新观念，如果企业的领导者能够早一点更新观念，能够抢占和拓宽市场，能够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还用得着让职工下岗吗？

望领导者冷静地分析问题，义不容辞地去关怀和安置下岗职工，而决不要空泛地讲大道理，更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痛”！

不孝有理

伍用

某，独子。大学毕业，工作、娶妻、生子。唯八年没有回过家，没有给家中老弱父母寄过一分钱。老母亲卖花生凑了路费，千里迢迢来寻子，住了三天，儿子一张车票打发老人上了火车，全不顾下了火车的老人讨饭三天才走回老家。曰：儿媳不愿看见老人，免生闲气。

半年后，父故。母电报催子回家葬父，某置之不理，曰：妻工作太忙。老家村委会电话催之，竟不听电话。有领导及好事者劝其回家并资助现金，某收了现金仍不归。一天，某求见领导，要求表彰，曰：父死不归，完全为了工作。

闻者皆惊。

制度创新

黄建章（南昌）

从诛富到颂富，由惧富到敢富，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而如何重新看待富人，更是检识社会文明程度的深层标志。由此，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是：富人之富取之有“道”否？何谓“道”——在当今社会法律秩序内（不是道德秩序）合法致富皆谓有“道”。尽管今日之“道”并非尽善尽“理”，但在当下的最佳选择只能是不断地完善此“道”，使之日臻“尽理”，而不是相反去因“理”废“道”。何谓“理”——社会公正与道德良心。而与之相悖的一切非法致富者皆为无“道”，当然也就更无“理”可言。由此可见，今日之富人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其实任何社会莫非如此）。然而社会转型之初，完全取之有“道”的富人不会是多数，而取之少“道”或无“道”者大约不在少数，这与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进程以及经济体制的二元整合之现状大体是吻合的。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类似“资本原始积累期”的这种“初级阶段”大约也是无法逾越的。但无论如何，切莫因社会转型特殊时期出现不法富人而漠视甚至贬低乃至完全否定合法富人的社会价值与历史功绩。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是应该造就越来越多的合法富人，同时也更能有效地遏制不法富人使之越来越少，而不是相反。但愿不要忘记：一个健全而体面的社会，在簇拥着当今富人（或强者而非恶者）步入胜境之时，不能面对背时穷人（或弱者而非情者）陷入窘境而无动于衷，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她）们滑入深渊而拒绝援之以手。

所仗何势

鄢烈山

去年4月29日发生在云浮市云安县镇安镇的“镇委书记现场指挥，镇长毒打无辜农民”的事件，经省委机关报披露，省委领导批示，有关部门调查核实，最近终于有了处理结果，镇委书记冯献鸿、镇长陈尧都被摘掉了乌纱帽，并被通报全省作“反面教员”。

我不想对这个“严肃处理”的严肃性发表议论。平心而论，乡镇干部仗“势”欺压老百姓的案件，比这严重的并不少见，不保留冯、陈二位的党籍，教我都于心不忍。这个案件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它非常鲜明生动地表现了如今一些官员谄上欺下的阴阳脸。瞧两位乡官对首长是多么恭顺，简直比“二十四孝”中的孝子还孝子！发现市领导的公务车被硬物划花了几点油漆，镇委书记同志“便主动掏出2000元给市领导的司机作为修理费”。（不知是否书记同志随手带的私房钱、零花钱？2000元是否要多退少补？）此时书记同志的脸上，想必是写满温柔体贴的歉意。而转身面对被怀疑惹祸的群众时，两位党政一把手凶相毕露，镇长气急败坏亲自动手将人打成“右上腹软组织挫伤”，书记亲自带警擦抓人，又是关押，又是罚款，闹得鸡飞狗跳。此时的他们多么像豪门的恶仆！

这样的官员把自己当成什么东西了呢？

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可以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