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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去年南明废两改元后，第一个财政年中央和各省的收入总计预期能达到四百亿元的收入，其中各种军费开支预算加起来只有八十亿左右，教育、福利、基础设施建设正占去越来越多的预算份额，因为各省的百姓心态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现在不是顺军盘踞在浙江、湖广、云南，直接威胁福建、江西和两广的时候了，那时百姓愿意忍受巨大的牺牲来击退顺军的威胁；但是现在随着军事形势的不断好转，百姓开始不愿意继续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了，他们的注意力开始向日常生活上转移。

其次，如果说以前对制宪会议威胁最大的是李顺的话，那现在谁都清楚是黄石，过去上千年中国的皇帝从来都是过河拆桥，从来也不会允许有人分享他们的权威，不管现在齐国公嘴上说的千好百好，谁都不敢说等李顺被消灭后他还会信守诺言。

现在制宪会议只有在一个省卿院建立起来以后才能感到安全，只有全国的省都是议会制度他们才能感到更安全，这样他们就容易监视齐国公的动作。无论是哪个党派都对此心照不宣，他们都不会同意有某个省被处于齐国公的直接控制下，所以制宪会议非常关心各新收复省的议院建设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

但是这些新省的议院建设比以前的要缓慢得多，之前福建、广东、江西三省都有完整的理事会系统，而且还有推广多年的村长选举；更有挣扎图生的需要，生存压倒了一切，变革的阻力要小很多，那时整个南明已经做好了改变的准备。后来首先收复的浙江也有理事会，之前黄石也在哪里策划过基层选举，加上在福建观摩议会斗争多年的浙江临时省卿院，改革进行的相当顺利。但湖南和江苏的卿院建设就繁复许多，这还是紧邻模范省的地区呢，云南、湖北乃至未来的省份，难度可想而知。

现在越来越多的缙绅、士人开始看好南明，他们对前途表现出来的热情同样是地方卿院建设的阻力，他们在努力保卫自己的传统利益。幸好南明的军队目前还掌握在制宪会议手中，这些地方反抗势力不敢向强大的明军公开挑战，但如果这时齐国公进行小动作，那么推行卿院制度就会变得困难许多。

对于卿院制度如此迅速地扩张，制宪会议和地方议院里的一些高瞻远瞩人士都是喜忧参半，只要卿院制度能够在一个省站稳脚跟，那这个省就会有心向制宪会议的利益集团，这个省的百姓对国家也就会有认同感；但是如此迅速的扩张让卿院的力量变得分散，而且四面树敌、处处薄弱。

尽管齐国公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进行任何反议会的动作，可是南明地盘的急速扩大已经让宪政派开始感到吃力，有人已经提出扩张过度的说法，认为宪政派的当务之急不是把全国都纳入宪政制度下，而且彻底消化已经宪政化的各省，用上一代人的时间深根固本，让宪政制度变得深入人心而坚不可摧。

推行宪政制度、让它深入人心都需要宣传和鼓动，刚收复的几个省和未来会收复的地区需要大量的教育、福利和交通投入，制宪会议已经下定决心进行这样的投资，可是收复的省越多需要的投入就会越大，制宪会议的力量就会越分散，而抵抗势力就会越强——现在感到自己坐在火山口上的不仅仅是黄石了。

当然不会有人提出停止北伐，现在谁提出在制宪会议上提出这个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在付出这样大的牺牲、进行了这么久的战争宣传后，在击败李顺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今天，任何停战的提案也不可能被通过或是得到选民的理解。

解决方案至此已经呼之欲出，议会一定要摧毁李顺这个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对南明拥有极大威胁的王朝，但是李顺分封的藩国制宪会议并不急于立刻纳入宪政制度下。黄石虽然再三保证他会终生支持制宪会议，但是如果制宪会议并不打算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的仁慈上，他们自问控制全国虽然不足，但是控制大半个国家还是可能做到的。

在内阁会议上，李奉教就提出：可以以名义统一、三十年到五十年自治为接受北顺各藩投降的底线。保存几个藩国有如下的好处：第一，可以对齐国公起到微弱的制衡作用——如果黄石不顾一切地发动对制宪会议的内战，那么他就要担心制宪会议和外藩联手；第二，在制宪会议无力控制全国的时候，各藩会管理这些领土，这总比被齐国公府直接控制强；第三，这些藩国对一个统一团结的明廷来说都非常脆弱并不构成威胁，在三十到五十年以后，宪政制度在直辖各省应该已经根深蒂固，而且这么多年可能还有力地影响到各藩的民意，到时候再在这些藩推行宪政制度也就是水到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