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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8军出发到第三战区上饶,我被留在重庆留守。那时家眷因为避免空袭,到江安去了。我更无所事事,只好也回到江安,有一群亲友去游峨眉,我也同了内子参加,船到乐山,遇到乐山到峨眉一带的日寇飞机大空袭,船停在江边5天进退不得,方才换了一条船回来,几乎还在川江观音滩覆舟送命,涉险回到江安。
忽然接到88军参谋长刘展绪的来电,转达范绍增的意思:屯溪并无兵事,约我去游黄山。
张群此时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了,我去向他辞行。他忽然对我说:“你不要走吧!在此帮我的忙如何?”我自然答应了,他立刻发表我任参议,正是1939年的双十节。我电辞了88军的任务。
这样,我又留在重庆了,又常常遇见张继,虽面和心不和,却仍旧点头招呼,尤其是每次出席中央纪念周,一定要见面,他奈何我不得,倒也相安无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1)
我在重庆时,马衡来渝了,听说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文物,分别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庆、乐山、峨眉等处。当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览的一批,以及张岳军帮忙运出的一部分,此外遗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库房没有抢出的都听之任之了。我是比较知道的。而他们的个中人告诉我说,除去文献馆小部分外,都出来了。
马衡一到重庆,不知如何打听得我的住址,来至圣宫造访,他固然好意,我却因故宫是非谢绝了他。后来,他又到山王庙军司令部来,我也未见。他请我的大儿祖光吃饭,请他疏通;三顾了弊寓,我不便坚拒,于是彼此相见。他又请我吃饭,二人不免感慨一番,我俩应属故宫创建时的最早同仁,同是做的具体院务,且因北大系得误解,发生过不少的矛盾。
他着重向我说到,他与徐森玉经过这么多年的亲眼所见,说明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朋友,尤其我对易培基的蒙冤,拔刀相助,不计后果,弄得后半生留离在外,不能返回北京,十分的不安。我也直言不讳地再次批评了他,在易院长受冤枉之后他的态度暧昧,始终不明朗。连易院长去世他都没有出现,而在故宫早期创办的时候,易院长是十分的重用他的。李玄伯也是他很要好的朋友。对此,他依然是回避不言,似乎是有难言之隐。
我知道他毕竟是既得利益者,能有现在的态度已属不易了,他希望与我重续友谊。并说最近要选一部分文物参加美国的博览会,对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我是老人,比较熟悉,从建院展览就参与其事。要请我担任审查委员,我碍于当时情况没有答应。
我说:“我是待罪之身,不便受聘。也免得生出许多麻烦。你如果一定要我审查,你可以拿古物陈列所的目录给我,我替你圈出可以送出去的,不一样吗?”
他赞同这样做,邀我到他办公处去一次,他拿出目录大致由我看一下,也就算答拜。
五十八、又出了希怪之事??扩大到第六案
当我到了国防委员会的第二年,忽然接到吴稚晖一封信,信上写着:
景洲先生执事:今早发见一奇怪之事,如先生有暇,请移玉敝寓一谈。敬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六月十三日
什么奇怪之事呢?我当天晚上就到上清寺73号吴先生的寓所去看他,他给我三大本书。
两本封面上写着:《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分为上下两册。另外一册,是关于此案的往还文件。(定名因此书遗失,我忘记了。)鉴定书内附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旁边注明“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赫然写着:
“被告易培基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逃未获。
李宗侗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逃未获。
吴瀛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所在不明。”
这是第5次的扩大起诉书,连我那“妨害秘密案”要算第6次了。
吴稚晖所谓奇怪也者,乃是连我也加入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2)
我在重庆时,马衡来渝了,听说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文物,分别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庆、乐山、峨眉等处。当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览的一批,以及张岳军帮忙运出的一部分,此外遗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库房没有抢出的都听之任之了。我是比较知道的。而他们的个中人告诉我说,除去文献馆小部分外,都出来了。
马衡一到重庆,不知如何打听得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