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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地位。因此还发生了１８４年的中法战争，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争，而在１９００年还虚伪地向外国“宣战”。到了１９００以后，帝国主义相约实行所谓“门户开放”

、“保全中国”

的政策，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危机暂时不存在了。逃亡到西安的清朝政府得到了列强的“宽恕”

，重新回到北京，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的斗争，就不能不表现为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

上引梁启超的话，和１９０３年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所说现在的朝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是同样的意思。在１９０１到１９０２年梁启超的确也表现过赞成革命的倾向，但不久他又回过头去同他的老师康有为站在一起，唱起反对革命的“保皇派”的调子来了。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有一条理由是革命将招致列强的干涉，使中国遭到瓜分的危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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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这种论调，孙中山说：“今有满洲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

《民报》上汪东也说，难道不革命能救亡么？

“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谓窃盗不足以亡中国，愚又甚于孩提之童也。”这些其实就是梁启超说过的话。以这样的论据来证明推翻清朝的革命的必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有说服力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者的确有许多是着重于揭露国内满汉民族不平等，满洲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从而宣传“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他们重新利用２６０年前的“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一类材料来鼓动反满情绪。反满的老口号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活力。孙中山在１９０５年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这是说１９００年前的情况。

“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为什么１９００年后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试读１９０５年在北京火车站上向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投掷炸弹的吴樾的遗书，那里虽然强烈地表现出传统的反满情绪，但也说：“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二百多年后反满传统情绪之所以重新燃起炽烈的火焰，就是因为这时反满已经成为从帝国主义魔爪下救亡的口号。

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为帝国主义维护的清朝政府，并且认为，革命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在实际上站到了同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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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君主立宪派的同时，也反对义和团的斗争方法。

对农民和城市贫民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以焚烧外国教堂等低级形式表现的反帝斗争，他们称之为“自然的暴动”

，“野蛮之排外”。他们或者说，“就自然的暴动加以改良，使之进化”

，成为“秩序的革命”

；或者说，应当是“正当之抗外”

，而不应当是“野蛮之排外”。陈天华说：“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不好处。”

他们企图扬弃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是有理由的，但是他们并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

青年革命家邹容在１９０３年所撰名著《革命军》中说：“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

他所提出的革命纲领中，有一条是“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同盟会预拟在革命爆发时发表的《对外宣言》中，也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这样的条款。

但是，当时的革命派一般地都认为，他们不是“野蛮之排外”

，而是文明的、有秩序的革命，是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所已经做过的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因而革命就不会遭到列强的干预，而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赞助。他们为了使自己所进行的革命能够取得列强的同情，甚至预先规定，在革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