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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继承五四时期反封建传统的，大体说来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另一类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甚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主义者。

说到后一种人，这里可以提到胡适。胡适并不承认“封建”

、“反封建”的概念，但他坚持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点，对于文化复古主义一贯采取批判的态度，不论文化复古主义是以赞扬“东方文明”或以“中国本位文化”的名义而出现。

３０年代，他还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他是采取类似上述梁启超的说法，故意提出“偏激”的口号。就这点说，他是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他不承认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虽然他赞成抗日）

；他又不如实考虑中国不能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条件，始终反对用革命方法来改变这种条件。因此，他终于在反共一点上和国民党沆瀣一气。但是，他的民主观点并不完全合乎国民党统治者的口味，所以他在１９２９年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谴责。在其晚年，也不过被国民党尊为反共的“圣人”而已。

这里提到胡适，并不是说，上述后一类人可以由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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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这类人中间，就对共产党的态度而言，有各种不同情况。有赞许共产党的奋斗精神而又抱疑虑态度的，有对共产党的主张表同情的，有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

他们中许多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从事民主运动，做唤起群众觉醒的工作，对那个时期的救亡运动、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有些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在中国，首先明确地提出反封建是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斗争任务之一的是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继承“五四”

反封建斗争的传统，并把这个斗争发展到了新的水平。

这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出来。

第一，共产党人把反封建斗争任务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任务紧紧结合起来。中国近代历史的特点使这两个斗争必须齐头并进。当然，在不同的时候，要按具体情况而以某一方面的斗争为主。抗日战争时期，是以反帝国主义斗争为主，但就是在这时期，也不放松反封建的斗争。如果救亡是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么救亡运动是和民主运动一直联结在一起，违反国民党统治者的意志而发展的。

第二，共产党抓住了反封建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土地革命问题。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所占有，广大农民没有或仅有极少土地，忍受地租和其他形式的封建剥削，靠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勉强维持生活。这种土地关系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二三千年，在近代中国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它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中国的进步，它是封建法西斯势力的社会基础。

中国农民最受封建压迫，又严重地为封建思想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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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反封建的要求，却缺乏有力的思想政治武器。辛亥革命至多只是与一部分农民有联系，但并没有能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领导他们。五四运动没有提到土地改革的问题，但它所反对的旧思想、旧伦理、旧道德是建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上的。只有共产党在反封建斗争中把千百万以至成亿的农民发动了起来，而且把农民群众提高到了他们的自发的斗争所不可能达到的水平。

第三，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是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主力军。

共产党人和许多党外进步人士合作，在人民中，首先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民主的思想、科学的思想、救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其效果远远超过了五四时期的启蒙工作。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所动员起来的知识青年，为数之多是五四运动所不可比的。他们中大多数人必须冲破封建主义的种种束缚，才能投身革命。

鲁迅在１９２３年的一次给大学生作的演讲中，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

的问题。

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千千万万的“娜拉”用参加人民革命运动的行动来答复这个问题。

第四，共产党对于爱国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力求在救亡和民主的斗争中和他们结成联盟。固然相互间是有争论的。

“革命还是改良”曾是一个争论的题目。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中挽救中国的命运，既然不能不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