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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茜和陈国栋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加在一起也不过两年吧？可他在广播学院已经干了十几年。她总算听明白了，那老太婆并不是他的老师，只不过是当年的同事。似乎她去广播学院的时间比他还要早，后来退休离开了。她似乎当过陈国栋的领导，或者带过他。即便如此，倒退十年她也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她和陈国栋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浪漫故事可言。可为什么陈国栋如此热衷于对她评头论足，而沈老师见着陈国栋也那么的热情洋溢？

辞别沈老师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此刻商业街两旁的路灯亮起来了。李茜说：“原来你认识她啊。”陈国栋说：“没错，我就怕碰见她。”李茜说：“我看你也不对劲。在学校的时候她是不是给你穿过小鞋？”“那倒没有。”陈国栋说。

十年前，他可比现在年轻多了，而沈老师已经是一个老太婆虽然没有现在这么老。她是他们的教研组长，对他不算刻薄也不算宽容。她就是她那种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学副教授。陈国栋对她从无过高的希望，客气有余，也懒得多想。他和校方的冲突不是针对她的，甚至也不必通过她。他直接和她上面的一级甚至两级干上了。那时候他还爱好文学（大学时代遗留下来的坏习惯之一），以为只要一爱好文学，特别是自己也写一点东西就可以在平庸的人群中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同了。所以那时候他还写作、投稿，偶尔也发表一到两篇（首），虽说在学校里无人知道这个秘密，但怀揣着它还是感到沉甸甸的，有某种隐秘的快乐和价值感。终有一天，《青年诗人》杂志社每年一度的改稿会议向陈国栋发出了邀请，会期十天，经过讨论修改的作品也将在《青年诗人》上刊出。陈国栋向学校请假，未获批准。本来这个秘密的暴露已经是够难堪的了，加上他们的刁难和嘲弄，陈国栋愤怒了。他冲进会议室，将正在开会的学院的头头脑脑们大骂一通。他们想，你反正走不成了，被骂一通也无所谓。况且他们的这个关于征地扩建学校的会开得令人头昏脑涨，正好打岔休息一下。他就像小丑一样地又跳又蹦，骂骂咧咧，说出的话既文又酸，不时还夹杂着突兀的俚语粗话。虽然他说得又多又快，声音又大，时间也长，但基本上仍属于失语状态。谁都不清楚他都说了些什么，包括他自己。他们只知道他的愤怒，他也同样明白，自己的愤怒，还有羞耻，那艳丽的红色涂遍了他的全身，他的脸颊、脖子、双手的关节。他们调戏他、捉弄他，始终温文尔雅，争相表现领导的风度。他们没有制止他，或通知保卫处来人将他弄出去。这样一闹，倒是惊动了与小会议室毗邻的财会科和宣传处，门外的走廊上开始有了围观的群众。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似乎对他的表现还充满敬意呢。也许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才不得不把他弄出去了。陈国栋本人巴不得这样，他已累得精疲力竭。第二天他还是去外地开那个改稿会了。在冲撞领导以前他已托朋友开好了肝炎病假。假条用一封挂号信寄往学校，以防校方赖账。这当然是大大出乎他们意料的。开会归来陈国栋继续歇他的病假，校方觉得受到了戏弄。要是陈国栋没走成的话，受戏弄的定然是他反正你走不成了，气得越厉害就越是可笑。没想到陈国栋大骂一通后人还是走了，他们不是白挨骂了吗？况且有那么多的群众围观，影响非常不好，叫他们今后怎么再展开工作啊？他们派人去陈国栋开出病假的医院进行了调查，因陈国栋早有准备，校方无功而返。随后他们组织了各级领导，以探病为名来到陈国栋家。他们带来了众多的水果罐头和麦乳精，陈国栋照收不误，但就是不肯服输。

前湖饭局（4）

他们说：“如果你是领导，你会怎么办？我们来向你讨教啊。”

陈国栋说：“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怎么办？”

他们说：“那也没有什么，向领导说明真相，赔个不是也就完了。”

陈国栋说：“那不行。”

几乎每天都有来做说服工作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让陈国栋向学校领导认个错赔个礼。陈国栋为自己的重要性感到迷惑不解，为这件事（赔礼道歉）于校方的至关重要而伤透脑筋。他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师，所讲的这门课（哲学）也非学校的专业课程，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为使他低头、说一句服软的话他们竟不惜代价。水果送了四五箱，领导同事探病总计不下五十人次了。陈国栋的住处与学校位于城市东西两端，一段时间以来学校专拨了两辆车中的一辆往返于两地之间，运送探病和做思想工作的人，兼捎品种单一的慰问品。在陈国栋的印象中，自己的病成了一段时期以来学校工作的重点，其艰巨性一点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