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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革”中他的亲戚有没有受到他的牵连？

周：都受到牵连，包括同他从未见过面、从未联系过的人。伯父周谷宜被批斗关押，死在牢房，死因不明，连尸骨也下落不明。后来平反了。伯父在解放前因受父亲的牵连还坐过国民党的牢，差点被处死。“文革”中他的日记被抄被毁，有人看到他“文革”期间的日记中有“起应（周扬）负我”四个字。后来，堂弟去看望刚出狱的父亲时，父亲对他说：“你爸爸的事我知道了，我也感到难过。”小脚老太太姑妈，被戴上高帽子在长沙游街一天。“文革”后来过北京，我问她游街时怕不怕，她说：“不怕。没做亏心事，心里没有鬼。只是莫名其妙。”父亲对姑妈仍然表现冷淡，他听了我同姑妈的对话，淡然地说：“游街，锻炼锻炼也好嘛。”

李：从家族的角度，你怎样看你父亲？

周：不少益阳人知道“益阳三周”，周谷城、周扬、周立波，以“三周”为荣。家族的人也是这样。周家原是纯粹的地主，没有人做官和经商，也不是诗书门第。在父亲小的时候，莲庄湾（又名田庄湾）一片是周家的大田庄。父亲说，为了装出家中有人做官的样子，周家可能通过送钱送礼，经有关人员同意，曾在周家大屋大门两旁的墙上写有“肃静回避”四个大字。据莲庄湾的人说，当时周家重视慈善事业，救济邻近穷人，因此名声好，劫富济贫的绿林队伍路过莲庄湾从不惊动周家。祖父早逝，祖母慈祥开明，作风民主。因此父亲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除祖母舍不得他走以外，从未遇到过家族、家庭的阻挠，从未因革命行动同家族、家庭发生过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父亲尚未成年时，家产一分为三，祖母、伯父、父亲各一份。我8岁第一次回老家时，周家已经穷了，父亲这份田产已经没有了，祖母、伯父只剩很少一部分，按照阶级划分的标准，他们已不再是大地主，只算是小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老家的人不满旧社会的黑暗、腐败，衷心赞成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此，解放后父亲没有遇到老家政治上的麻烦事。“文革”中报上一篇署名盛和秀的短文《周扬的罪恶家史》，内容与事实不符。我记得盛和秀解放前都叫她“和姑娘”，那时30岁左右，文盲，很穷，很老实的样子，曾是我家邻居。执笔人根据她编造的材料写成那篇文章。“文革’冲她成了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去益阳城开过会。“文革”后她名声不大好，这篇文章以及这类文章使长期表现“左”的我，见识了“文革”中的假话，从而使我头脑开始有点清醒。祖母、伯父的家因父亲的缘故，在“文革”前还沾过一点儿“革命家庭”的光荣，解放初期村里把写着“革命家庭”的红纸，贴在周家的门上。父亲注意阶级界限，“文革”前他对我说应该有阶级斗争的观点，说他以前很了解祖母、姑妈、舅舅等人，他们都老实善良，但他们都是地主，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兄弟三人，在“文革”以前，都在没右请示、没有了解划分家庭出身的标准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为地主。1983年在医院我说到家庭出身问题，父亲说：那你填错了，你应该填革命干部。

李：你前面所说的他对亲戚感情很淡，是否与这种政治态度有关呢？

周：可能有关。

狱里狱外

李：“文革”中他自己在秦城监狱的情况说没说？

周：“文革”的事情没有详细谈。我不主动问，他也不多说。零零碎碎说过一点。被关的头几年伙食不好，常吃粗粮，菜少，有时吃不饱。林彪事件后，伙食有点儿改善，有时甚至在菜里还能发现一点儿鸡肉。他在一个平房里住过，里面冷，睡在桌上，在门外一个桶里小便。自己洗衣服洗被子缝被子。审问时讲实话就挨打。一只耳朵已被打得萎缩了，不能复原了。后来只好沉默，不表态，这样挨打少一点儿。有一段时期，他被关在监狱以外的地方，后来在监狱以外的地方，在陆续释放、解放一些人的时候，他的问题却像是在升级，他被迁到了真正的监狱。他想未必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比别人更严重吧？到底有什么真正严重的问题严重到要坐牢呢？

李：他想没有想到可能是因为他和江青关系不好的原因？

周：他没有说。他在狱中联系以前从未想到过的许多问题，反复阅读《资本论》，读得津津有味，温故知新。出狱前一夜没有睡，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错误，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