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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自我认识

永远不醉，在醉鬼中我独清醒。　在这方面我能自我约束，同样，我也从不受传染病的侵袭，特别是集体的传染病。　使我着迷是不可能的，我过于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过，对我来说，思维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创造高潮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幻想和芳香气味具有真正的酒醉性质。　我经常在主要之点上和尼采矛盾，尼采的基本方向是“此岸的”

，他想成为“地上的支柱”

，这个世界的封团圈对他具有更高的吸引力。我在基本方向上是“彼岸的”

，超验的东西对我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从理智上来说，尼采在第二个时期是实证主义者，而我是形而上学者。　可能因此我的二元论因素较强。　在一定的时期我体验了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喜悦，生命力高涨的状态。　但是我完全没有对生命的原始的爱，对生活的喜悦经常与悲观情绪绕在一起。　生活喜悦的高潮在深化与发展中不是导致丰富的现实，没有导致胜利，而是导致死亡。　正是狄奥尼索斯思潮引导我走向我的生命之最不好的、颓废的时期，这也就是流放的后期和流放后的时期。有意思的是，生命力高潮时期并不是我的创造思维高潮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作的事较少。　我的很多力量都放在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冲突上。　对我来说，个性解放，个人位于社会之上的问题成了中心问题。　我的一个流放时的同志，一个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告诉我：“不知你是否将站在高于人们住宅的塔顶上，也许这是美妙的。”

他说他作了可怕的推测：我会被看作毫无希望的“个人主义者”

，虽然我在政治上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完全带着左派的色彩。　我极力反对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禁欲主义，因为它压制个人，否定个人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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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１３１

造性权力。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们这里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我和那种可以称之为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极权主义现象发生了冲突，和那种使个人完完全全从属于集团、集体的现象发生冲突，个人经常沮丧。　当很大的流放集团到达沃洛格达时，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是否需要与警察握手？

希图集体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则说这个问题我将自己解决。　其实，所有的道德性质的问题也都应当自己解决。　革命知识分子们的纪律是军事性的，也只有这样，这种纪律才能保持。我则想单独地斗争，从不同意接受任何军事纪律，我不赞成也不融合于任何社会集团，也不服从任何集团的道德。　政治上我自然是个革命者，但是在道德上我是富有战斗性的“个人主义者”。我的这种“个人主义”同样是革命的，当然是在特殊意义上的。　我故意作了许多向流放犯们“挑战”的事。　当时，沃洛格达是流放的中心，在沃洛格达我见过大量的流放犯，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还有社会主义革命者。　大部分流放犯被派到沃洛格达省的县城，有时，一些人从流放地经过沃洛格达回到阿尔汉格尔斯科夫。我可以作很多的观察。几乎所有的流放犯都顺路到“金锚旅馆”来访我。　流放犯中有很多很好的、很讨人喜欢的人，但是与他们交往却很困难。他们在意识上是墨守陈规的狭窄，他们读得很多，但是普通的流放犯中文化水准却相当的低。　有使我感兴趣的。　但大部分流放犯我是不感兴趣的。　我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贵族和浪漫主义者。　不过这些年在沃洛格达流放的人中有后来成了名人的，如列密佐夫，谢果列夫，萨文科夫，基斯恰科夫斯基（为了流放的妻子而来）

，丹麦人马捷龙格（后来成了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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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自我认识

的丹麦作家，当时是油料商行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我和列密佐夫、谢果列夫、萨文科夫、马捷龙格属于“贵族”

，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领导着“民主派”。

“贵族派”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