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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困难的。　以后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发言，他对教会的指责异常尖锐；后来是费多罗夫主义者发言，自称是“生命宇宙神秘论者”

，他胡说福音起源于母马，纯粹是难以想象的奇谈。最后提出，社会最高纲领已经实现，现在应当把死寂的宇宙星期日列入日程。　这使听众大笑。　后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发言，应当说，他是最好的，比起其他人来，他的发言是相当好的（一个时间里，我在当时富有特点的苏维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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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１５２

“国家的语言研究所”作报告，讲语言伦理课程，有很多的听众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还和他们进行了座谈。　他们十分令人喜爱，能够提出智力很高的问题）。

听着这一切讲述有关基督的讲演，我感到说话异常的困难。　在那种为情感所充满的环境中，在那种智力浅薄的情况下，能够说什么呢？但是我作了很大的精神努力，集中自己全部力量，作了讲演，在那个时刻我感到了很大的灵感，我感到比我在生活中任何时候讲得都好。　这是我最大的成功。　我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讲述了和我后来的小册子《论基督教的优点和基督徒的缺点》大约一样的话。　开始，听众是敌视我的，响起了口哨声、喊声、嘲笑性的叫声。　但我逐渐地掌握了听众，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后来很多人拥向我，与我握手，表示谢意。　我的另一次演讲是在政治博物馆的大厅里讲《科学与宗教》，也是同样的，那次有１５００或者２００听众，工人和红军战士占大多数，有很多的共产主义者。在讲演之后听众请求公开讨论，我则声明，演讲准许不讨论。　在我的背后站着一个大学生，十分不高兴的样子，走出来并说：“我以全俄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讨论是公开的。”

在听众中我感到对我所提出的问题有很大的兴趣。　气氛是紧张的，正如当时在革命的苏维埃俄国一样。　最有意思的是演讲后的讨论，那时我已经步行回到位于阿尔巴特街的家中去了。　赞成我的有听众中整整一个主要由工人组成的集团。　有一个工人，我觉得他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兴趣以更大的热情关注宗教和上帝。我问他说：“为什么你去听像我作的那种演讲？”他的回答是出人意料的：“我想是为了驳倒反对信仰上帝的证明。”

在那时的苏维埃俄国的听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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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自我认识

我发现了比后来在年轻的俄国侨民中对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更加集中的关心。　我感到了俄罗斯的广袤性，自发力量的巨大。

G G G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自发性中，在它的创造（它大于破坏）中，我很快就感觉到了精神文化所要遭到的危险。　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　奇怪的是，当全俄作家协会需要注册时，没有可以把作家的劳动列入其中的劳动部门，作家协会是按印刷工人的范畴进行注册的，这完全是荒唐的。　世界观（革命象征性地渗入其中）不仅不被承认为精神的存在和精神的主动性，而且把精神看作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障碍，看作反革命。革命推翻了２０世纪初俄国的文化复兴，转变了它的传统。　但是与俄国精神文化相联系的那些人依然故我。　我萌生了这样想法：必须把过去精神文化的活动家集中起来，并且创立一个中心，以便继续进行俄罗斯精神文化生活。　这不应当是宗教—哲学学会的恢复，联合应当是更加广泛的，包容不同派别的人们，而且承认精神文化的独立性和价值。　我是“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的发起人，它存在了３年（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

，我是它的主席，在我出走之后它也就关闭了。　这个特别的创举是从在我家举行的座谈中产生的。“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的意义在于，在那沉重的年代它是自由地思想和提出高质量文化问题的唯一地方。我们坚持讲演课、课堂讨论、公开辩论。　A　o U（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当然不可能有自己的处所，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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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３５２

实际上是自由的，而不是国家机关。　我们在高级女子培训班进行公开的报告，讲演和课堂讨论在不同的地点，在某个苏维埃机关里（那里的管理人是我们所熟识的）。

一段时间里我在“酒精中心”的房子里作报告和进行课堂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报》曾经写道，在苏维埃机关里作关于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