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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典型，现代的极权主义则反映了宗教的需要，并且是宗教的代用品。　对于基督教来说，极权应当成为过去，它是自由的，而非强制的极权的。　自从神权国家的暴力极权主义崩溃以后，极权主义成了特殊的现象，它将精神驱赶到一个角落里，并将其从全部生活领域中排挤出去。　按实质说，极权主义成为也应该成为特殊的——国家、民族、种族、阶级、社会、集体、技术。　现代的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有意思的是，宽大的和比较有文化的共产主义者Ｋ。，在我被逐出苏俄时对我说了一段奇怪的话（他是“艺术科学院”的主席，而我是成员）

，他说：“在克里姆林宫，人们都指望到西欧去。　您现在去那里，要站在真理的方面。”这应该意味着，我将走到非真理的资本主义世界去。　这些话只有克里姆林宫的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才能说，而新的形态的共产主义者大概不会说。　为了明白资本主义世界的非真理性，我并不需要流亡到西欧去。　我一直明白这个非真理，我一直不喜欢资产阶级世界，在《创造的意义》中，比我所有的书都更有力地体现出这点。　到西欧之后，由于充满激情的内在原因，我恢复了年轻时的社会观点，当然是在新的思想基础之上。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精神的反动——反对周围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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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２自我认识

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反对俄国侨民的情绪的反动。　我一直倾向于对周围环境的抗议，我决定反对它，然而这也就是依赖性。　我有很强的矛盾精神。　但我完全不指望克里姆林宫宣布我无罪，我坚持在精神上反对极权主义，不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　也不和不学无术的和躁狂的侨民集团混在一起，他们认为我如果不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共同体主义者”。实际上，从形而上的意义说，我比那些侨民不同流派的代表（他们的意识是由集体主义构成的，他们承认集体、社会和国家高于人性的原则）是更极端的共产主义反对者。　我一直是极端的人格主义者，承认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性。我是热衷于个人的一个性的、独特的东西的现实性，而不热衷于社会和集体。　但是，比起社会个人主义来，形而上学的人格主义的社会反应完全是另一样的。　我明白，人们按照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来了解这个是困难的。　翻转了现实性概念的人格主义是艰涩的形而上学学说。结果，我企图制定很艰难的历史观。　它完全利用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还利用历史书籍的阅读。　人们是周期性的，他们带着很大的热情唱道：“由热情激荡的、游手好闲的、被血染红了的手，引导我们走向为了伟大的爱的事业而死亡的营地。”

再往前延伸，带着可怕的祭品，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们取得胜利并庆祝时，很快又把自己变成“热情激荡的、游手好闲的、被血染红了的手。”那时，出现了新的人们，他们想离开“死亡营地”。历史的悲喜剧就是那样的没有尽头。只有千年王国凌驾于这一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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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流亡的年代

１９２２年９月被放逐的一群人从俄国出发，我们经过彼得堡，从彼得堡走海上到斯德丁（波兰）

，从那里去柏林。　被流放者近２５人，连他们的家属大约７５人。　因此，从彼得堡到斯德丁我们租用了整整一条船，轮船的名称是“ＯｂｅｒｂｕｒｇｅｒHｍｉｓｔ－ｅｒＨａｋｅｎ”。

当我们沿着苏俄的海疆航行时，谁也不相信他不会再返回来。　与进入更大的自由天地的感觉一起，我还有与祖国不定期的离别的忧愁感。轮船在波罗的海上航行，这种旅行使我们有诗意的满足。　天气美好，夜里有月亮，几乎没有颠簸。　我们，被放逐者，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感到自己在自由中，将要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柏林，德国的机关很殷勤地迎接我们。　尽管我一直和西方的资产阶级性相冲突，但我一直还是喜欢西欧，从童年起就常常来到国外，我在柏林行走，产生了不同世界的强烈的反差感。　我没有由于流亡而苦闷，但我在所有时间里都为俄国而忧愁。　德国那时很不幸，柏林充满了战争的残废者。　马克灾难性的贬值。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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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自我认识

国人说：“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ｉｓｔ

ｖｅｒｌｏｒｅｎ“

（“德国输光了”）。

整个世界的覆灭和新世界的诞生与我在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相符合。我看到人们中存在异乎寻常的转换，第一的成了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