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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来了自己的历史上基督教危机的意识。　我带来了个性与世界和谐的冲突意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意识，这些在历史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　同样带来了俄国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带来了自古以来俄国的存在主义思维。　与我的巨大的和充满悲观主义的历史观一起，还保留着进入基督教的新的创造时代的期望。　我从青年起就很多地学习西方思想，最多的是德国哲学，在流亡到西欧以后仍然继续很多地学习。　但我也一直坚持那些永无遏止的“我的”个人的东西和俄罗斯的东西。　尽管我厌恶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我从根本上主张普遍主义，我带来了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特殊形式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带来了对政权原则的宗教意义的否定，对国家的最高价值的否定。　我认为俄罗斯同样把基督教理解为神人宗教，这些是和神人的人类学相联系的。

G１９２４年我从被战胜的柏林到胜利的巴黎去，经过１６年，命中注定我又来探悉巴黎。　把活动中心转移到巴黎有很多的理由，柏林已经不再是俄国人的中心，而巴黎则成了俄国人的中心。　按过去的印象我喜欢巴黎。　但是我对巴黎的印象已经是陈旧的了。　巴黎是更加开朗热烈更加富裕，比起柏林也更加美丽了，而柏林城所有的风采都已经消失了。　但是，我有一种沉重的预感，灾难性的因素正在进入巴黎，这是命中注定的，而它自己还不知道它正在经历着什么。　宗教—哲学科学院迁至巴黎，它的活动可以更加扩展。１９２６年开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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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９６２

我所编辑的杂志《路》，它是俄国宗教与哲学思想的喉舌，它存在了１４年，它由宗教—哲学科学院出版。　杂志是由Ｇ。Ｇ。库利曼首倡的，他给俄国人很多帮助，特别是对俄国的宗教运动。　同时也是由于莫特（Ｍｏｔ）医生的帮助，杂志才得以出版，莫特是很坚强的人，著名的基督教活动家，领导着“基督教青年协会”和“基督教大学生联盟”

（这是俄国的和东正教的大团体）。

《路》联合了所有著名的知识分子力量，但排除了明显的蒙昧主义派别和恶意的反动派别。　杂志并不是按照我的方针办的，如果按我的方针办，杂志就不可能出版。与我在一起的人们对此是完全一致的：决不能不出版杂志。我无论何时也不是那种能把在志同道合者和拥护者加以分类的思想家。我完全是个孤独者，尽管常常实际上是社会的人。作为主编，我是相当宽容的，经常刊登我所不同意的文章，尽管我并不自认是非常宽容的人。《路》不是战斗的机关，它只是给在东正教基础上的创造思想提供表现的园地，有时杂志对我来说是枯燥无味的。最富有战斗性的是我自己的文章，有时它们给人以起哄闹事的印象，比如，反对卡尔洛瓦茨主教的文章，反对舍尔吉叶穆论索菲娅和论Ｃ。　布尔加科夫学说的文章，反对和莫斯科教会断绝关系的文章，反对神学研究所和历史学以及。 。　菲多托维依相联系的文章。还应当指d　B出的是登在《最后新闻》上的保卫俄罗斯教会的文章。　在２０年的时间里，我为自由、为精神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而进行斗争，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反对压抑精神反对对思想和良心施以暴力的斗争。　我在所有时间里都进行反对反动的宗教和政治思潮的斗争，在《路》中进行斗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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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自我认识

宗教—哲学科学院进行斗争，在基督教青年运动中进行斗争。最后，我应把周围这些流派中最“左”的基督教分子分出来。我始终给“右派”以打击，即使在我还没有最后与“右派”起作用的组织断绝关系时，也是如此。　再说一遍，在侨民的环境中我感到很痛苦，因为在这个圈子里没有对智慧的关心，不想知道俄罗斯思想，厌恶自由，教权主义，崇拜权威。　在全部时间里，在保持积极性的同时又存在很大的异己感。　我的反对周围环境的斗争一直都在加强。　通常，人们对于我的看法是很错误的。一开始他们把我当作十分宽容和宽大的人，这意味着我对布尔什维克过于宽大，不支持对俄国革命的狂躁的仇视，对“左派”过于宽容。“右派”中的温和派（我完全不和极“右派”交往）可以被称作侨民特别是青年侨民的中心，一开始很明显他们把我（按自己的能力与价值）算作他们这样的人，但那时以至任何时候我都不是那样的人。　按自己的基本能力和价值来说，我更是一个“左派”

，革命的人，虽然是在特殊的精神的意义上。　我是新时代的人，在我身上有１９世纪后半叶才能发现的那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