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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精神，渴望实现社会正义，为了这个理想可以贡献自己的全部生命。　我还十分喜欢菲多托维依——具有很多才能的人，思想很细致，热爱自由；格尔申克伦——有很高的文化，很具个人特点的人；莫楚利斯基——很有天赋的作家，在理解别人的思想、评价别人的作品上有特殊的才能。在西方我所结交的朋友中应当回忆可爱的利伯，他有特殊的才干，是瑞士的神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家。　他对俄国和俄国人爱得着迷，他有一个神奇的俄国图书馆，他请人称他为菲多罗。　依万诺维奇，虽然他是法国人。　和他的交往是真挚的、无条件的。　在他那里有俄国式的模糊。　他是一个具有丰富知识和智力兴趣的人，同他谈话非常有意思。　他对俄罗斯思想的态度是令人感动的，他在巴尔特和俄国宗教哲学中间感到被扯成两半。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回忆他使我高兴。同样使我高兴的是回忆牧师波尔，他写了论述我的书。　我感谢他高度评价我的思想。我与这些人实际上是思想一致的。　在我的家里，经常集会和讨论精神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问题。　通常人们在我这里都觉得很好，很舒适，但舒适不是我创造的，而是我的亲人们创造的。在被放逐的年代里，我们在晚上大声地读书。通常由莉季娅来读，她读得很好；然后是若妮重读，几乎读遍了所有的俄国文学作品，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欢乐。　我们也读希腊的悲剧、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狄更斯、巴尔扎克、司汤达、布鲁斯特和其他人的作品，在大量的阅读中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反映佛罗斯自发力量的俄罗斯文学的固有特色和特殊性。　当把俄国人和西方人加以比较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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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２自我认识

为俄国人的非决定性、非目的性、没有边界、揭示无限、幻想性而惊奇。这可从契诃夫的小说的每一个主人公身上看到。西方人被钉在一定的地方和职业上，他们的精神形态是僵硬的。１９世纪的俄罗斯人是荒唐的，但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我的生活中还很多次地收到人们，主要是妇女的奇怪的信，在巴黎时期连续１０年都收到一个离奇的女人的信，她的真正名字我一直不知道，与她会面只有３次。　这是一个很智慧的、有才干的和有组织能力的女人，但是又近于无理性的。　另外一些来自国外的通信都带有沉重的性质。　这是特殊的交往世界。我发觉某些俄国人对我的态度是有假象的。　这些人对我表现了比实际上更多的观点一致和更多的爱。　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很多人避免与我争论。　这部分地可以解释为：在争论中我很尖锐也很暴躁。　当然并不仅由于此。　另一些人则长久地努力保持与我外在的一致，而实质上与我在生活的基本评价上是有分歧的。　通常人们指责我很“左倾”

，我认为这个述语是有条件的和具有一定内容的，我对于侨民中占统治地位的讲究肤浅的体面的意见（实际上是丑陋的不成体统的意见）的态度是“左”的，但是希望按实质解释它。　我将把这种见解称为“左的”

：认为人的最高价值、所有的人，潜在的个性都要服从被称为集体的、超个体的现实的人，即国家、民族、经济威力。　我将称这种见解为“右的”

：它强调，在实质上，用国家和它的威力、民族和民族财富、专横的教会等等的集体的现实来奴役人，奴役生命的实体（特别是能感受痛苦与欢乐的实体）。

我称社会组织和社会博爱凌驾于人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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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５９２

之上为“左”

；把否定和贬低人道、否定和贬低社会组织高于接受传统力量的残无人道的现实集体的原则的称为“右”。

人应当是“神学中心”的，并且建立在上帝本源的基础上；社会则应当是“人类中心”的，并且将自身建立在人道的始原基础上。社会中的神学中心主义导致神权政治对自由的否定，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重复着这种谎言。　我的这些思想是非现代的，反对时代的，因为现时代是站在否定人道的旗帜下的，甚至为残无人道所陶醉，我不想成为当代的，我认为当代是可耻的。　黑格尔奉若神明的时代精神一直包含着欺骗和恶的基质，因为时代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欺骗与恶。　时间在人之中，而不是人在时间之中。我已经讲到由于外国的东正教而产生的苦恼，这种苦恼我在西方呆了多年之后仍未消失。　当莫斯科的宗法制教会与由叶夫洛金都主教主持的国外的东正教会发生冲突时，我坚决地附合莫斯科教会，并写了激烈的文章《俄国教会的哀号》，这给我带来了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