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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自我认识

都体验到被上帝的遗弃。　这种神秘现象完全不能用构成人的生活一般事实的罪孽来解释。　体验到的被上帝遗弃完全可能并不比体验不到和认识不了上帝的遗弃更不好。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精神内部斗争的时期完全没有触动我的基本的宗教——哲学观点，有时它们只是更加尖锐化。　在这里我无能地说，存在着某种深深的神秘的东西，难以表述的东西。　在这个血腥的轰炸、杀人、集中营、拘捕、无数人的苦难的时代，我一直不断地思索恶的问题、苦难问题、地狱问题、永恒问题。　我的思索常常是矛盾的，在我所写的东西中已经对自己的内在斗争作出了结论，但是可能并没有指出最内在的斗争。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这些纳入我最后的著作《上帝的和人的辩证法》的实质性部分中。在１９４２年秋季，我作了一次大手术，在医院躺了四个星期，我没有想死着出去的可能性，我也没感到害怕，看护我的女护士、我的朋友Ｔ。Ｃ。　伦佩尔特都看到了。但我有一种很剧烈的感受。麻醉药是不充足的，只有下半身进行麻醉。　意识则是充足的，我完全能看清楚，没有感到任何的痛苦。　但是，我消失了任何运动的可能：身体陷入了完全被动状态。　我遇到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屏障，后来还有其他的束缚。我很难忍受完全被动状态。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权力更可怕的了。　它威胁着我的生命。　只是在某一时刻意识能敏锐起来，这表明我们是自由的实体。　悲剧也正在于必然性的权力凌驾于自由的实体之上。　巴黎刚刚解放时，在生活中出现了使我最为痛苦的事件，我们的朋友穆利在折磨人的疾病之后去世了。　我像忍受所有有生命者的苦难一样地忍受穆利在死亡面前的痛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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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５５３

过它，我感到自己和所有等待挽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在逝世的前一天，穆利病得已经非常沉重，但仍挣扎着到莉季娅的房间工作，忽然他走到莉季娅床前，低声地述说着什么。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我很少也很难落泪。　但穆利去世时我大声地哭泣，作为一个上帝的神妙的造物，他的死使我体验了一次一般的死亡，谁都喜欢的死亡。　我请求给予穆利以永恒的生命，我需要与穆利一起永恒生活。　我很长时间不能谈论他，我所有时间都感到他在我眼前跳动。　现在已经没有朗读人莉季娅，没有穆利，只剩下我和若妮，只有她慰藉我的生活。与穆利的死相联系，我非常具体地体验了不死的问题。在我们花园的树下，有穆利的坟墓。　在他的墓前，我想到不死的问题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我反对无个性的不死的思想，在那种思想里，所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个人的内容都消失不见了。　这个问题是我体验最深刻和意义最重大的，它与我的生活中最不幸的和最重要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点前面已经说过。

G G G外面的新生活开始于巴黎的解放，这还不是战争的结束，但是战争的顺利结束可能已经有把握了。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法国人进行的报复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很多俄国人被捕，根据是与德国人拘捕他们相反的理由。　逮捕有时有根据，有时则什么根据也没有。　气氛依然是很沉重的，在被占领的年代里，一部分俄国人对德国的态度是令人厌恶的看风使舵，这种行为从性质上说属于背叛。　现在，又开始反方向地随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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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自我认识

流，对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和不好地理解的共产主义献媚，向苏联大使馆献媚。　一时这成了时尚。　只有很少的人是有尊严的和自由的。　我一直被认作具有“苏维埃的”倾向，尽管我一直大力批判并且不断批判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鼓吹自由。　我对苏俄的态度没有任何新的变化，我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唯一的俄罗斯民族的政权，任何其他的“政权”都不能而只有它能在国际关系中代表俄国。　实际上，任何政权我都不喜欢，都不可能喜欢。　任何时候我都不喜欢伟大的政权世界。　能激起我同情的只有无政府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定国家的功能在人民生活中的必然性。对于俄国侨民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在我这里引起了很大的矛盾。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对俄罗斯人民、对苏联人民的态度问题，对作为俄罗斯民族命运中的内在因素的革命的态度问题。　应当把俄罗斯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个人的命运来体验。在坚持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