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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上门来。不过，由于世界上的制造商纷纷涌上中国大地，中国实际上在吸纳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然而，中国并没有实行法治，而且透明度很低，控制甚严，银行体系的脆弱程度也仅次于日本。正如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那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事实上，东亚国家遵循的是一套成功的准则，这套准则由日本首倡，与全球化的标准原则罕有相像之处。它要求强制实行高储蓄率（例如，新加坡把每个工人将近一半的工资作为福利备用基金），抑制国内消费，对外国直接投资提出技术转让条件，政府干预资本分配，保护大部分国内市场，并强调以出口带动增长。

但是，纵令用了这套准则，面对中国现象是否能成功，也还是值得怀疑。按照过去的模式，发展中国家起步时都生产服装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再一步步搞比较复杂的生产。可是中国既能生产低端的，也能生产高端的，而且还能在两端都成为低成本生产商。这样一来，留给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余地就很少了。

让全球化切实可行

技术的发展可以缩短时间和距离，全球化在此推动下是不可遏止的，这已成为一种现实。不过，这话以前早就有人说过。1910年，诺尔曼·安吉尔写过一本，名曰《大幻想》。该书宣称战争已成为过去，因为当时的全球经济是那么相互协调。一战结束后，世界竟然花了六十多年才重新达到了它1911年所享有的全球化水平。全球化这次若要畅行无阻，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讲意识形态，处理好我上面着重提到的抱怨和不协调做法。单纯号召实行自由贸易和开放是不够的。人们并不是仇恨美国领导的全球化，事实上，即便没有数十亿，也有数亿人喜欢它。但是，它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广泛而公正地普及开来，同时还要敏锐地看到许多不同社会的社会与政治需要。

“97”大崩溃

“金融市场竟然让巴西为进行一场民主选举付出经济代价，这似乎不公平。”——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鲁本斯·巴尔博萨

素帕猜·巴尼巴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圆脸膛男子，而今依然保持着昔日当教授时的儒雅风采。离开大学跻身政界后，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上了泰国副总理，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2001年10月，他到世贸组织就任前，我们在上海的香格里拉饭店共进过午餐，当时我们都在那里出席亚太经合会论坛的会议。俯瞰着过往船只驶过黄浦江外滩的忙碌景象，我们不期彼此都享受了一段往日的回忆。我们两人20世纪60年代都在鹿特丹住过，可惜，只是无缘相遇。我们试着用已经生疏的荷兰语聊了起来（他比我说得好），从中得知他曾被泰国派往鹿特丹大学，师从大名鼎鼎的扬·廷贝亨学习经济学。返回泰国前，他在那里连续当了十年教授。我1966至1968年在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担任副领事。

我们的交谈从遥远的过去转到最近的情况。换用英语后，他话风一转，突然变得非常严肃起来，谈起了最近的经济发展情况：“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对泰国和东南亚都是毁灭性的。许多人不禁要问，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不是清楚全球化对亚洲的经济影响。”

素帕猜指的是1996年秋季曼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日本，后来发展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终于在90年代来到了泰国。对东南亚来说，那段时间可谓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冷战结束后，民主资本主义成了惟一幸存的经济体系，控制着它所审视的一切。在创造财富的竞赛中，它完全超过了共产主义。“全球化”——国家经济与公司实体在全球基础上通过贸易与跨国投资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成了新的口号。日本的大前见一等作家写的畅销书在为新的“无国界世界”大唱赞歌。在无国界世界中，标在地图上的国境线变得毫无意义，各国政府最大的职能是说服世界上对公司有控制权的人将资金投到他们国家，然后便走开，别再干预了。关于通向未来之路，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一些知名大学的权威人士中普遍形成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华盛顿一致意见”。汤姆·弗里德曼为之冠之以“金紧身衣”之后，这一观点就广泛传播开了。这一方案要求平衡预算，降低税收，资本、货物和服务自由流通，实行私有化，撤消管制，保护财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政府要小，对利率的限制要放宽。据认为，以上措施的实施，将会带来繁荣，并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由此带来民主化，而民主化又会带来稳定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