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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危机源于1967年6月5日开始的六日战争。以色列那天向威胁它的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发起了先发制人的袭击。有可能使用“石油武器”的说法在阿拉伯人的圈子里本来就已流传了一段时间，这时便剑拔出鞘了。6月6日，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部长们宣布实行禁运。6月8日，交运的石油量减少了60％。由于欧洲迅速增长的石油需求3/4要靠中东的石油来满足，所以形势十分严峻。不过，铁路委员会再度赶来救援了，它每天从剩余生产能力中拿出100万桶作支援。到7月份，“石油武器”显然变成了一把橡皮剑。

然而，1973年，世界石油市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美国再也不是什么最后可以依赖的供油国了，沙特阿拉伯才是，而且连美国都得靠它来获取最后一桶油了。1960年，石油出口国为了夺取收益和控制权同石油公司作斗争时成立的“欧佩克”，当时尚未家喻户晓。尽管它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市场上有余量供应的状况和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不断削弱着它的努力。然而，新的形势激励着它在与石油公司的年度谈判会议上采取强硬路线。1973年的年会定于10月8日在维也纳召开。10月6日，也就是以色列的赎罪日，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对占领西奈和加沙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在维也纳的谈判桌上，石油公司提出油价提高15％，上升到大约3�45美元1桶，欧佩克的石油部长们哄堂大笑。他们的回答是：要么加倍，要么免谈。与此同时，萨达特一边努力压美国和欧洲迫使以色列撤退，一边恳求他的阿拉伯兄弟再一次拿起“石油武器”。沙特阿拉伯感到左右为难，它既不愿意疏远美国，又在建立以色列国的问题上与其它阿拉伯人同样心有不平，不过几经犹豫之后还是同意了。10月17日，禁运正式宣布，这次“石油武器”证明是一把钢制的托莱多宝剑。

在我当时居住的比利时，由于汽油短缺，人们竟然把马和牛套在了汽车上。有一次租车去我们公司驻费城的总部，我还在车里备了书和杂志，以备排队加油时消磨时间。10月16日，原油的价格涨到了每桶5�40美元，12月中旬成了1桶17美元。在美国的汽油加油站那里，价格暴涨了40％。最后，亨利·基辛格终于通过谈判结束了这场对抗。萨达特这时也正盼着与美国建立新的关系，便呼吁阿拉伯人还剑入鞘，3月18日，他们收剑罢手了。

然而，禁运虽然结束了，新的势力结构却留存未去。欧佩克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在其后的五年，市场复归稳定，价格却大大高出了人们的想象。继后，伊朗国王被推翻，阿亚图拉·霍梅尼崛起，1978年底伊朗的油田被关闭。石油价格再次暴涨，紧跟着又是一片恐慌。全球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工业国陷入大衰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6％，失业率翻了一番，上升到了9％。日本的经济增长在二战结束后首次出现停滞。那些本身不产油而且基本无力支撑高价格负担的发展中国家则境况更惨。在全球经济停滞之时，大批大批的钱哗哗地流进了欧佩克国家的金库，尔后又主要通过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以贷款给负债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形式，重新输入到了石油进口国。全球的民众不禁要问，是否真就别无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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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三十年前其实就有人问过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的石油蕴藏量可能并不是无限的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于是很多人开始探讨保证供应的替代办法。有些人主张和平时期增加进口，将国内的储备留作急用。这个想法非但没被采纳，反而为了使国内生产商获利，对进口实行了限额。从理论上说，开采量更加大了。在落基山脉有着巨大藏量的煤和油页岩的美国，似乎完全有能力建成可以无限期保障供应的综合性石油工业。1947年，内政部提出了一个100亿美元的曼哈顿式计划，打算在未来四五年内建成综合性燃料工业。该计划最后得到了8500万美元的研究费，但由于综合性石油工业的成本比当时唾手可得的廉价外国石油高出许多这一点已很清楚，该计划还是夭折了。

在继后的二十年里，从处理早期石油危机的成功衍生出了一种安全感，是否“别有良策”问题就没人提了。艾森豪威尔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宣传州际高速公路项目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们肯定无人提起。这真是一大历史讽刺，因为该项目将严重加剧美国对外国石油供应商的依赖。前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六日战争后撰写他的回忆录《创世亲历记》时倒确实说过，假如“我们从太空计划的投资中拿出一丁点儿用于在美国和欧洲发展实用的电气汽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