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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和美国政府的立场很受欧盟的欢迎，但在其它许多国家那里却并非如此。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俄罗斯人拒绝接受设立有约束力的目标的建议，加拿大人和日本人则一味闪烁其辞。他们不同于欧洲人，达到正在讨论的目标对他们来说很难。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在中国的带领下再次强调，它们既不愿为发达国家在排废方面的错误付出代价，也不允许发达国家用气候变化这种现代殖民手段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们只是作为感兴趣的旁观者去京都，也许它们还会接受西方的援助。但反对最激烈的是美国的商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首先，英国有大量的天然气，法国已经核动力化，德国可以通过关停原东德破旧落后的发电厂来帮助其达到目标，美国却什么都没有。事实上，环保组织会坚决反对在美国搞法国式的核动力化。一位总裁开玩笑地建议吞并墨西哥，然后关掉那里的一些发电厂。此外，作为基准的1990年是经济衰退的一年，那年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低得出奇。而现在美国经济正在迅速增长，而且移民大量涌入，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因此，美国的排放量自1990年来剧增，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毫无生气，人口正在减少，所以根本没有这个问题。要达到将排放量降至1990年的水平这种目标，对美国经济的打击要比别国大得多。最后一点，他们认为衡量标准有误，而且他们没有因为一直表现良好而受到好评。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相比，美国已大大降低了其单位产出的排放量，降幅比英国或法国要高出50％还多。对增长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生产商和经济体系而言，着眼于排放总量而不是单位产出的排放量似乎是种惩罚。因此，美国企业界建立了全球气候联盟，以对抗他们担心会在京都达成的对其不利的协议。

这个联盟主要坚持两点。第一，这份协议会减缓经济增长，造成失业。政府曾做过一个经济分析。结果显示，若采取每吨二氧化碳征税100美元之类的措施，到2000年排放量就会降至1990年的水平，签署协议后的第一个十年，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不到1％，但之后实际上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不少独立分析家认为政府的预测过于乐观。一项基于著名的沃顿经济预测协会模型的研究表明，要达到控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目标，需要对每吨二氧化碳征税200美元而不是100美元。这将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的幅度大于2％，而且会失去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商界的第二个理由是，即便这份协议如约签署，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未来最严重的污染源是发展中国家，可它们已经被免除了履行协议的义务。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了这样一项协议，发展中国家会吸引美国公司将工厂迁址海外，从而加剧美国工作岗位的减少，但全球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环境保护主义者指出，所有这些计算结果均未包括假使我们不采取行动的潜在代价，即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有一半成为现实，其代价也将是灾难性的。这话对欧洲的领导人可能会起作用，并一定能打动岛国协会的首脑——但美国国会却不管这些。国会的态度在众议院能源与环境小组委员会就海平面上升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中反映得十分清楚。那次听证会的主持人是痴迷冲浪的达纳·罗拉巴赫，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按照科学家们的预计，下个世纪海平面将上涨3英尺，美国60％的湿地会被淹没，淹没面积将和康涅狄格州一样大。有人告诉罗拉巴赫这一点后，他回答道：“我很想问一下，这对浪头的形状和冲浪的可行性有什么影响。但我不会问。我会等以后到了非正式场合再问。”来自西弗吉尼亚的民主党人，前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罗伯特·伯德和内布拉斯加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则更为严肃一些。1997年7月，即京都会议前夕，他们提交了一份议案，申明参议院不会考虑通过任何损害美国经济或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条约。当美国代表团即将登机前往京都时，这份决议在参议院以95票对0票获得通过，给他们奉上了一纸送别函。

那年12月，聚集到京都的有三部分人。发展中国家派来了100多名代表——我怀疑他们主要是来参观京都古老的寺庙和欣赏日本故都景色的，因为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同意削减排放量。第二部分人是欧洲人和他们那些来自小岛屿国家的亲密盟友，他们寻求的是将排放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