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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化学战条约、生物战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等等。要说明造成美国和世界疏远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际社会限制各种武器，以及我们对军事手段的依赖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布雷

地雷深深地埋在地下，有时会默默地躺上几年的时间，在那里等待着玩耍的孩子，寻找孩子的母亲，踢足球的年轻人或者是犁耕新田的农民。它等待的总是毫无戒心的人。然后，当这些毫不提防的人恰好走到那里时，它就没有任何先兆地爆炸开来，将受害者的身体炸个粉碎，或者炸断他们的胳膊和大腿。

尽管在美国内战期间地雷就研制出来了，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它才大量投入使

用。当时坦克刚刚发明出来，打破了堑壕战长期僵持的局面，地雷则作为对付坦克的手段大出风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共布了3亿多颗反坦克地雷。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反坦克地雷就暴露出了一个致命的弱点：敌人可以把它们挖出来重新布设。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很快又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地雷——杀伤人员地雷。这种雷往往埋在反坦克地雷的周围，以防它们被人移动。这种雷中最具威力的可能当属德国的跳雷，它被触发后可以弹到臀部的高度，然后向周围宽广的空间射出数千块致命的碎钢片，以此来杀伤敌军。地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很快就不仅用于防御，在进攻中也开始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器技术突飞猛进。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不规则布撒的地雷，这种雷可以从飞机上投掷下来，触及地面时自动激活。一队飞机很快可以布撒大量的地雷，再不用人费力地一个一个地埋设了。不规则布撒的地雷最早由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使用，它是隔离敌军部队与其基地联系的武器，也是将敌军赶往不利地形的主要武器。这种地雷还被双方用来毁灭村庄，毁坏良田及破坏道路、桥梁和水源等。有时，地雷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军就常常发现在撤退的时候正好穿过自己布设的雷区。据估计，美军在战争中近三分之一的伤亡是由己方的地雷所造成的。

随着六七十年代低强度战争的频频爆发，地雷不仅被政府军大量使用，也受到了准军事部队、警察和游击队的青睐。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用的是一种经过改进的新型不规则散雷，称为“蝴蝶雷”；而且投得阿富汗几乎到处都是。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雷区常被精确地标出并绘制成图，以使人们能避开并最后将之清除，但散雷的出现及人们对它越来越频繁的滥用，使得雷区不可能被全部标出并绘制成图。阿富汗就是这种状况最真实的写照。尽管苏联人最终在1989年被穆斯林游击队赶走了，但地雷却留了下来。

英国前陆军军官，绰号“疯子米奇”的科林·米切尔中校对这一痛苦的现实感受尤深。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往阿富汗帮助阿富汗人恢复农业生产。他发现那里的地雷多如牛毛，不将其清除就不可能像样地进行耕作，由于已有的雷区没有地图，也没有标记，扫雷是一项异常危险的任务。不管怎样，米切尔没有放弃，他发起了“光荣的信托”行动来执行清除地雷的人道主义任务。

阿富汗远不是受地雷困扰的惟一国家。柬埔寨、越南和其它七十来个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战事平息后仍然残留着大约1�1亿颗地雷。这些地雷每年杀伤的人数大约在2�6万左右。1991年1月，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妇女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泰柬边界的难民营照看了地雷受害者几个月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那年夏天，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在柬埔寨成立了它的第一家康复诊所。9月，人权观察组织和人权医生组织发表了《懦夫的战争：柬埔寨的地雷状况》，也加入了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的阵营。以上这些及其它一些组织最后于1992年秋汇聚成一股力量，组成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代表们挑选了一位意志坚定、精力充沛的女性来领导这项事业，她就是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的乔迪·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这项史无先例的事业中去，最后将85个以上国家的1300个非政府组织召集到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的旗下。这一运动非常强调建立尽可能庞大的同盟，并很早就经常会见宗教、劳工、商界、科技、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人。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是较早转向这项事业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和依利诺伊州的议员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