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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时代上自袁世凯开始，下至蒋介石为止，两者当时都统治着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实体。在1916　年袁世凯死后到1928　年国民政府统一这12　年中，是军事统治下的政治分割，其中多数分割者是各省的督军。中央政权自19　世纪中期以来日趋没落，尽管形式上仍然是北京政府，掌握中央权力，同时它也还管着驻外使节和邮政局以及一些其他内政事务。不管是外国列强或各省军阀，没有一个人要求中国破裂，也没有一个军阀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朝代。相反，他们试图组成联合体来反对别的对立的联合体，但他们都是用军队这么千，不是用思想或政党来动员群众的拥护。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军阀大都划地为牢，他们的军队规模也很有限。他们够制造或购买军火，也可以征募兵丁，指挥军队到处去祸害，但是不能建立起稳定的现代式政府。

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另一方面，即在各省当局和外国人之间出现了断裂。巾央政权没落，外国势力却钻了空子，增长起来。举例说，当1911　年各省宣布独立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这时也受到威胁了。这个司是掌管中国的外汇收人和债务偿付的，这时它却不仅仅估算海关税收了。海关的外国税务司第一次把税款存人并汇给在上海的国际银行团。这样做是省下了中国的外汇，不必向外国借了，但是却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这个时候，不平等条约已经许可外国人以半殖民地方式参与了中国人的生活。外国人虽不控制中国的整体，他们的特权却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他们插手市政和全国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在海关、邮局、盐务署等机构中，继续以中国政府拿薪水的行政职员资格工作着。当然，关税和盐税都已划定为偿还外债和赔款之用了。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其中最大的是上海，外国领事们负责租界里的政府事务，例如英国控制的上海工部局。中国多数大城市都有水路通航，因而英美以及其他国家的炮艇在出乱子时都能开去镇压和警备。这就使得通商口岸城市（即大多数主要城市）成为避免军队践踏的中立的避难所。

上海代表了中国现代化最好和是最坏两个方面。像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这个海滨商埠成了大都会。在帝国时代，苏州是长扛下游的大商场。但是随着长江三角洲逐渐扩大到海边，上海逐渐成为内河帆船和从海南到满洲大量沿海航行的各类轮船的汇合地点。长江兰角洲的位置方便了上海的发展。这里是全帝国最丰裕的产米区，明清500　年中每年从这里经由大运河把大米供应到北京。上海不仅得到这样一个物产丰饶地区的供应，还有运河和铁路，交通方便之至。

上海在外国庇护之下发展起来后，就可以和随着欧洲侵人东方而成长起来的其他海岸商埠相媲美了。像仰光、孟买、曼谷、加尔各答、新加坡和雅加达等城市，在和欧洲进行海上贸易以前，都是不太重要的。自从太平军起义将苏州的绅士赶到外国炮舰保护下的上海以后，上海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一个在外国司法管理下中国人聚居的新城市了。上海就是这样扮演了许多角色―　首先它在l843　年之后是现代化和外国商业的发源地，1890年以后又是工业的发源地。在出版业、报纸和日趋活跃的舆论的支持下，上海还成为中国改革和革命思想的主要中心。现代城市中洋化的公用事业与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外国思想和风俗习惯以及中国政府主权和外国领事们主持的治外法权之间的不平衡相伴而来。当蒋介石在1943　年发表他著的《　中国之命运》　时，他认为上海是一个邪恶的污水坑，的确不错，那是他从亲身经历中知道的事实。

上海市地方市政管理发生过一个怪现象。市公用事业原来都是在上海工部局之下建立起来的，1910　年时还是在英国商团控制之下。工部局后来把租界的道路扩展到租界以外，从而扩展了工部局的管辖范围。工部局原来在它的下面雇用中国人管各种事务，现在又弄来许多印度锡克人当警察，来管理中国人。在接替赫德担任总监督的一个英国人的管理下，中国海关管着商埠事务。上海的生活方式在外国人眼中一望可知是半殖民地式的。上海俱乐部还是不准中国人进出。现在改为人民广场的跑马地当时还在赛马。青年会、耶稣教、天主教办的大学把西方文明的影响带了进来。但是源源不绝来自广大农村的中国大量劳动群众还没有组成工会。在工部局控制之下，工厂立法非常迟缓。上海人口还是不断增长，因为这个通商口岸既是一个工商业中心，又是逃避军阀们强取豪夺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