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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租界地就可以看见那种强取豪夺的景象。

在这种半殖民地环境下，上海的中国政府的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的管辖权在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以外，限于租界以南，所以中国政府管辖的不过是上海市的边缘。甚至于大上海市的想法，是到沁世纪加年代才想出来的。可以肯定有一个中国市长帮助外国领事处理涉及中国人的法律案件。在l925　年以前，上海会审公堂是代表中国政权的推一机构。

在这种情形下，管理中国人的空隙就由一个叫做青帮的地下组织填补了。这个组织是一个以拜把兄弟结盟方式结合起来的秘密组织。它用武力或金钱胁迫它的成员从事现代城市中一切肮脏活动―　成批和零星的卖淫，对商人勒索保护，同外国警察（特别是法租界里的）行贿勾结，控制贩毒，特别是鸦片。从长江上游偷运到上海的鸦片烟日渐增多，工部局无法禁止，于是外国人就和中国秘密会社互相勾结，便宜行事。这里的几千个外国居民深深相信：中国人是天生为非作歹、招摇撞骗、背着政府于坏事的。

同时，在商业方面，内地轮船航运仍然主要掌握在英国商人手里。当时中国各省都有煤抽代理站，煤油是最普遍行销的现代商品。农民用它点灯来代替蜡烛和植物油灯，可取得更大的亮光。这种煤油是由美国德士古公司或英荷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所属的亚洲石油公司销售的人。另外大众消费最广泛的一种外国货是英美烟草公司（主要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　杜克掌管）的卷烟。该公司的买办们把烟草种子和贷款发给华北的烟草耕种户，然后收集他们的产品，供给加工中心和几个大的卷烟工厂。烟草业中，从东南亚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始同他们竟争。中国公司在这以前就同外商竟争了。在一些外国控制地区，首先是英国殖民地香港和上海公共租界，一批中国商人很快地脱颖而出。

几百个小的教会学校形成的网络以及教堂、诊所和医院散布在各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渐增多的中国基督教徒、有现代头脑的和爱国的人们的创造。他们响应基督教义的号召，并认为这些设施对改善中国现状是有效的。随着旧有的信仰在纷乱中失去生命力，基督教就有了比17　世纪明清过渡时代更广泛的发展机会。这些宗教设施和商业设施中的大部分职工都是中国人，这些人是共和国新兴的社会成员。他们都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因为条约中治外法权条款规定，所有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佣人，除非通过他们自己的领事渠道外，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这样，中国的半殖民地位保护了相当一部分公用事业免于军阀的蹂肺。同时，正像玛丽？　赖特教授说的：“外国太上皇的地位既辱污又激怒了中国爱国者，但同时给了他们效法或者避免的范例。’；

总而言之，军阀行径是一种奇异的有限度的混乱。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洋化了的、现代郊区的边缘地带，也没有直接打击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军阀和传教士有时候会互相勾结起来：有一个住在成都的美国传教士的妻子发现城外围城的军阀士兵正朝教会住宅开枪射击，她就写信给城里和城外两方面的头目。这两位将军居然下令停止射击，让这家美国人从城的北门溜出去度假去了。

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新的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他们经过哪里，就靠哪里的老百姓供应，以苛捐杂税把他们管辖的省敲诈得精光。但是他们实际打仗是有限的。中国人民从直接的破坏中受到的祸害倒不是最多，最严重的是慢性的摧毁：大河堤坝不维修，听任黄河泛滥；鸦片恢复生产，因为贩运或者走私可以勒索重税；经济生活支离破碎，长期投资越来越少，资金亏损娜用超过投放，就像修了铁路而任车皮搁置磨损。此外还有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最糟糕的是在这个“以德治国”的国家里，公共道德败坏至极。梁启超几乎绝望地说：“在今日中国，只有欺骗、狡诈、恶毒、残忍的人，才能得其所哉。”

探索军阀横行的政治，就好比要记住一个你从未访间过的城市的公共汽车路线一样，而这些路线每天都在变来变去。我们自己会弄得糊里糊涂，越发对中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下去感到难过。现在我们不妨掉过头来看看“基督将军”冯玉祥（1882　一1948　）的经历。这是一个身材硕壮的军人领袖，农民孩子出身，11　岁时开始当兵，后成为华北陆军模范旅长。他关心部下的甘苦，接受新的思潮。能说会道的莫特牧师在中国青年会宣教时，于1913　年接收了他洗礼。有一个时期，冯同传教士们来往较多，他们把他看做当代的克伦威尔，他以新教的严酷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