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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走在政治的前面，而全盘西化是一个大错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选择输人什么机器而已。梁启超对于1919　年的凡尔赛和会所抱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看出在这个和会上，中国的权利被人抹杀，显然财富和武力胜过了真理。他的宇宙观迈出另外一步，他回到中国，感到导致世界大战的这场屠杀的欧洲文明，缺乏一种正当的集体观念。西方奉行理性科学至上和着重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结果是使西方走人迷途。

在另一方面，康有为想把孔教定为国教的企图不符合基本的文化定义。简单说来，宗教在西方虽曾在国家与教堂二元领导下，却与政治是分别开来的。可是在中国，孔教国家却包容了文学、哲学、政治和国家对皇帝的崇拜，并且将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1911　年革命以后，各省都纷纷成立了孔教团体，力图使中国传统的精华永远传流下去。有一种看法认为，立孔教为国教与现代科学并行不悖，但是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种可利用的计谋而不是基本的原则。

另外一种看法，坦率地说，就是玄学，或形而上学，认为科学的理性和机械学，都不能包容心灵的直觉生活。这里显然存在着佛教的影响，把物质的西方和精神的东方对立起来。这种论点在20　世纪20　年代发展成为科学与玄学的一场论争―　这时的玄学恢复了明朝哲学家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这种‘；　．心”和“物”的争论是在中国的传统方式下进行的。主张现代科学可以导致较好生活的人们，虽然在这场论争中取得了胜利，可是他们却无意识地给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取得胜利而铺平了道路。

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也做出了贡献，因为它攻击了礼教和家族等孔教思想，以及按照身份规定社会义务的一套主张。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是在巴黎和东京组织的，它的刊物都主张平等是解放个人的必要条件。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广泛，而且有创造性。他们不主张组织起来夺取政权，但是他们为新文化运动注人了许多新观点，首先是攻击家庭制度。虽然历史后来一般都不注重无政府主义者了，但是他们是俄国革命之前在中国宣传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人物。

1928　年以后有蒋介石下面的国民党专政，继而于l949　年以后有毛泽东下面的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因此外面世界都以为现代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如果仔细检阅一下历史的记录就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还在起着作用；许多个人，以他们卓绝的努力，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1927　一l949　年间国民党专政是一种局部的不完整的专政，特别是同后来的历史比较起来。在国民党统治下，现代中国的自由传统（让我们把它叫作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吧）处在支离破碎、动荡不安中，没有繁荣，但也没有死亡。对美国人来说，这种自由传统在1928　年以前和以后到1937　年为止的发展情况使中国的过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使人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看来，法律程序是不言而喻的。获取政权必须通过合法手段，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办法创造法治，也没有办法控制军事力量。即使他们从富裕人家出身，他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就越发了不起：很多有才能、有志气的个人获得了一些小的成就。

这些人加上少数妇女，形成了一批新的学者型行政管理人才。20　世纪初期日本留学生中产生了在1911年及以后年代中积极活跃的一代革命者。现在西方留学生中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民革命时期的学术领导。现在这一代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已于I905　年废除）人仕，而是在海外得到学位，典型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这些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同国家当局的关系，不同于帝制时代。首先对于学者扮演的角色，看法不同了。一个最古老的儒家的格言―　也是像王阳明之类的儒家官吏所认可的―　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人应该“实事求是”，有了知识就应该在实践中应用它。清代讲治国之道的学者都是支持这种思想的。一个人知道了什么，就有责任向当局讲出来。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五四”运动中像胡适之类的学者和陈独秀之类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之所以分裂开来，就是为此之故。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因此，胡适和他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朋友们按照西方的模式，搞了另外一套，就是学者不管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