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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知识分子既然在“百花齐放”运动中表明他们的忠诚是可疑的，毛即认为必须培养出新的一代人。因为有好的无产阶级的出身，就应该培养得出切切实实忠于党的知识分子。当表现成绩和阶级出身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他认为必须把重点放在后者（阶级成分）＿七。他警告知识分子说，你们都不过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雇用来教导子女的，不能有和党离心离德的自己的思想。

从1957　年以后，毛认为知识分子无非是一些舞文弄墨的人，并且对他们怀有一些恐惧，认为都是他不能加以控制的人。这种反应，导致他发表了许多言论，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什么一切伟大的知识成就都出于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之手，什么“崇拜技艺是一种拜物教”，等等。这样，他就倒退回去，退到他所出身的老根―　中国农村，认为那里才是智慧的源泉和未来的希望。

过去皇帝也有时放开言路，任人讲话，但他们得到的往往超出他所希望的。毛和他的同事们受到震惊而幻想破灭。当他们很快地报复，把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当做反右运动的对象时，大约40　万到70　万人―　大都是比较有才能的人―　统统被撤掉职务，给他们贴上灾难性的“右派分子”标签，定为人民的敌人。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

一个革命的历史，总是充满这样或那样强烈和突然的变动造成的牺牲者数目字。但要用数字去确认某一个形势是困难的。因此现在让我粗枝大叶地介绍一下我自己熟知的三个人的情况，以见一斑。

第一个是一位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他是哈佛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沁世纪扔年代，他是一个对国民党和其他反动事物发表很多批评言论的人。他曾任国民参政会（为缓和当时自由派情绪而设置的没有实权的机构）的参政员，可见他的学术和政治身份。他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时曾领导学生运动，批判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利用警察特务镇压知识界。他以微薄的薪傣，在田舍茅屋里度过抗日战争的年月。1948　年，他回到哈佛著书一年。1949　年他回到中国时，他预感国民党会在走向失败的最后一刻钟将他杀死在血泊中。不料中共却把他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欢迎他重新建设中国。不久他再三参加代表团访问外国，代表新中国发言，井被任命为培训行政官吏的政法学院院长。这时他随着时间的进展，发现他不过是一个傀儡，学院的权力实际掌握在两个中共的行政管理者手里。他们都不懂业务，更不懂外面世界的情况。当“百花齐放”运动开始后，他批评了非知识分子管学院工作，立刻就在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此后22　年他都被置于无用之地，事实．仁被软禁起来，虽然他有一个可以晒晒太阳的北京四合院。最后在1979　年他才得到平反，但已是80　岁高龄，不能再培训中国需要的新一代国际关系学术专家了。

另外一个例证是一个有才能的新闻记者刘尊棋，也是我熟悉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他看来似乎没有中共党的关系，但他的情绪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情绪。他集结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作为同事。1931　年他在大学中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曾被国民党拘禁坐牢。以后曾以非党干部身份在“自由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逐渐著名起来。但是他专心致力支持中共使中国得到解放。1957　年他被认为和外国亲善，并曾与国民党过于接近而受到攻击。这以后20　年他在监禁中度过，无所作为。他在2O　世纪70　年代后期得到平反，有一个时期被任命为英文《中国日报》　总编辑，在北京开创了西方式的日报。

第三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杨刚，她是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1935　年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一个反对国民党绥靖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分子。她参加了中共但做外围工作。她决心用文学唤醒中国群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她是重庆的一家大报的文艺版编辑，受到该报社长（国民党政学系人物）的庇护。她的特长是在各省旅行采访，报道当地情况和人民的情绪，好使重庆当局知道。革命成功后，她被提升为北京《　人民日报》　的副总编辑。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她因为1946　一1947　年曾在美国一年并且在一个被查禁的杂志上发表过自由言论而忽然受到攻击。在这个打击下，她的信心显然被粉碎，于是自杀死了。

毫无疑问，被中共安排在国民党中国管辖下表面上以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