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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也改变了提供教学方案、资料和教科书的制度，以适应由中央统一制定各种专业训练培养计划的需要。1952　年11　月成立了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各种俄文的专科教科书都找了来，大量译成中文。全国出版书籍的1/3以上都是这些书。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地位被俄语取代。五级分制度和口试制度都采用苏联方法。

这样一来，国民党时期继承下来的东西和边区继续下来的东西同苏联的影响都混杂起来了，以致留下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那些受过高级训练的西方留学生，现在担任大学教授都得重新适应在共产主义指导下进行教课。沁世纪功年代实行的思想改造，首要的对象就是大学教授。可是事实依然是事实―　教学人员总的说来还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观点和方法。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尽管有了思想改造的经验和做了许多主观的努力吸收革命的新原则，旧有的教职员在他们的专业上还是碰到许多关于标准、进度的问题。中共刻不容缓地要在工农群众中培养出知识分子来，但是教授们发现最好的学生还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家庭，仅仅上过几年学的工农毕业生不能承担大学的工作。中共政权极力在农村鼓励开办民办学校，但是事实证明它们不可能成为通向大专院校高级教育的管道。因为指导民众教育的只能是些受教育不多的共产党员，他们怎么也无法达到大学的水平。

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始终数量上很有限。一个4　亿人口的国家在1949　年以前只培养了大约185000名大专毕业生。由于在那以后人口急剧增长，受高等教育人员在比例上不可能改善。这样，大专毕业生占全国人口大约不过1　输。怎么能希望这样少的有训练的干部创造一个现代国家？在1950年以后，每个农村设立一个学校的计划，只好放弃。不能考上大学的多余的中学毕业生增加太多了，没有足够的适合于他们身份的职业位置，这使知识分子灰心丧气。总之，中国现在还忍受着由来已久的体力劳动群众和脑力劳动的统治阶级的分离。高中毕业生不愿做“白领工人”，总觉得丢人。1956　年大学中1　/　3　的学生是工农出身。教育中的革命是开始了，但是还远远不完全，不成功。再加上苏联模式的发展带来的经济上的缺陷，这就造成一种形势，即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去争取知识分子更积极的支持。

毛的基本观点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对革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能没有他们而干下去”。1956　年春天的局势是：农民正在和工人们合为一体，都变成了共产党员，这同样也适用于知识分子。阶级斗争正在消失，这是邓小平的观点，他是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当时任中共总书记。事实表明，1956　年初，毛是相信知识分子的。他们毫无疑义是专家，他们的世界观也是“红”的（即又红又专）。

在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中，195　斤一1957　年间的“百花齐放”运动开始了新的一页。这个名词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中引来的。由于整个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人们有较多的业余时间接触较多的外国出版物，有了较多的创作余地），从1956　年5　月起知识分子受到鼓励，可以对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式的干部提出批评。毛估计在最多不过引刃万知识分子，即高中以上毕业生中，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会超过3　％。所以对于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方法进行“百花齐放”式的批评是有益的，可以代表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对共产主义制度忠诚的范围内，是可以争辩是非的。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很懂得，如果把脖子伸长出去，就会丢掉你的脑袋。但是1　邺7　年5　月中共要进行的是整顿官僚主义作风的运动。当干部们是攻击的目标时，受过他们的气的知识分子就畅所欲言起来。到1957　年5　月，他们很快地把批评升级，对中共政权也批评起来―　对它的基本主张、工作作风、学说和实践，等等―　都攻击起来，而且攻击是如此之激烈，以致“百花齐放”运动搞了五个星期就不得不结束了。

反右运动

到1957　年夏天，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发了相当多的牢骚以后，毛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转移到那些不服管束的知识分子身上，使他们成为反右的对象。换句话说，既然矛盾作为历史的动力而存在，它们没有成为对抗性的之前，是可以不必导致阶级斗争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很多中共官僚主义者过分懈怠，谋取私利。有些人和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发生联系，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在内心里不肯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