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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看来，要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并不容易。

加世纪印年代初期使毛惴湍不安而且优心仲忡的是国家现有各种机构对于他的业绩和政策广泛地并且层出不穷地表现出否定或抹杀的态度。在一个以理想的和谐与团结为基础的国家，各派领导人不能够直接指名道姓地互相攻击。旧时代中国官僚采用的老办法是对准他们的外围人员指桑骂槐。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派残余人物一般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被清除，他们的位子如编辑、作家、新闻记者以及知识分子组织者，多被比较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所补充。他们和一些政治派系领导人结合起来，也会用社论、杂文、评论、剧本以及其他文艺作品表明他们的态度。20　世纪oo　年代初期一群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就使用伊素寓言式的文体，写出间接的讽刺或历史故事，对大跃进的失误和毛的群众动员策略加以批评。有的人甚至更进一步对毛在1942　年讲话中的主张―　一切文学应该直接服务于革命―　提出疑问。这些批评性的意见多半在北京发表，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是北京市党委书记彭真。

最后，毛担心中国的人民革命会走上邪道去，这种担心部分是由于看到苏联变质而产生的。他憎恶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那种高压作风，他俩不久便成为敌人。他看到苏联己在变成修正主义，就是说已经从对人民的普遍关心蜕化下去，而一个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技术上受过教育、在强大的秘密警察保护下的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成长起来了。以我们西方一般对苏联共产党专政的评价来看，不能说毛的这种对苏联不信任的看法是错误的。不管怎么说，他的个人动机是想使和他看法相同的支持者重新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不幸的事实是，毛一着手树立一个帮派来反对他认为领导着经济恢复工作的修正主义，他就显示出一个政治家所有的才能和手法。在l　肠2　一l　肠5　年重新划分阵营期间，毛把他的附和者统统集合起来。

两条路线斗争和教育

毛先试着领导一个对农村党员下部的整风运动。这样做可以使毛创造一个灵活的临时机构网，而且在1963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可以有两条战线的战场：；　这时候是刘少奇做国家主席，邓小平做党的总书记。双方都不能不同意党在人民中间丧失了很大威信，腐化已经出现，士气低落。双方意见不同的是：进行这个整风，是用一种新的群众运动在农村基层搞呢，还是限于党内。

1964年中共发动了一个在农村干部中整风的群众运动。事实上，各村生产管理委员会中的主席、书记、会计、仓库管理员等很快都开始在他们原来出身的农民头上耍威风、摆架子。他们已经习惯于揩油、占便宜、施小恩小惠、少做些重劳动、任意发号施令，自己则过得好些。搞“四清”就是针对那些作风＿L　变成剥削者的干部而来的。

中共为了铲除这些弊病，采用的办法是派外来的工作队去纠正当地干部的歪风。这在程序上有点像最初土改时反对地主、恶城、上豪的样子。工作队先在村里住几个星期，访贫问苦，跟贫困户拉好关系，收集对当地干部的怨恨和证据，然后用无止境的盘问、逼供收集群众斗争会上的材料。这都是和反对知识分子和官僚主义者的斗争一样的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己经变成中共操纵的农民参加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这些农民已经不是旧日行刑现场的消极旁观者，现在他们已变成当局指定的斗争对象的吵吵嚷镶的控诉者了。

党的官员们对于毛又要搞一次群众运动来整风不大起劲。毛失望之余，在1965　年就开始向党外寻找一种整风办法。

同时，毛想解放中国农民并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有知识的公民―　这种理想，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是很容易接受的―　这一希望也受到挫折。教育向来是尊祟孔孟之道的人主要关心的事情。大跃进面对着一个双重问题：怎样按照新的安排使普通人都能受到教育，同时还继续通过现有的中学和大专院校制度培养必需的人材。新的努力集中于创办延安时期实行过的“民办”半工半读学校，于是成百上千的半工半读中学到处成立，学制则改变美国式的12　年制，缩短为苏联式的10　年一贯制。为了使普通民众就学，不得不简化教学内容，因此教科书必须重新编写。编写人员短缺，专科教材因没有人写而简直没办法找到。把欢呼口号的农民现炒现卖地变成“科学家”去充当技术员，证明是没有效益的。不管怎样，半工半读学校总不如正规的学校。

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给半工半读学校造成一个坏的名声。人们把它看成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