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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的一条次等的渠道。农民家庭很快就看出，他们的孩子们要上进到较高的阶层，还得通过正规的学校制度。进半工半读学校只能取得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身份，所以他们宁肯让他们的孩子留在家种地一活，也不愿让他进半工半读中学。正规制度的教育家们，看到正规学校不得不降低规格容纳那些资格较差的半工半读学生，就采取了一种特殊办法，即培养程度较高的学生来保持较高的标准。这种办法以前在延安是用过的，就是办“重点”学校，把最好的学生、教师、设备集中起来。全国大学统一考试恢复之后立刻可以看出，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率高，其中重点学校的毕业生都得高分数，而半工半读学校的毕业生都得低分数。不但如此，半工半读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子弟，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在中学里也占统治地位。但是重点学校里的高材生，往往是旧知识分子的孩子，他们多有‘’家学渊源”。

作为一种社会工程，教育改革和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新做法，直接冲击了上层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旧有的分野。毛的教导“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使知识分子的孩子们处于不利地位。结果是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往往受到处分，或者甚至为现行制度所摒弃。可是大学考试制度还和过去按分数录取是一样的。结果是到加世纪印年代中期，中国的新的教育制度变成双轨制度，高分数的学生仍然走向上层。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的阶级结构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高材生的选拔使大多数青年感到失落和不满。到2O　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国家财政紧张以及担心毕业生过多，安排不了就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受到了限制，而城市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劳动市场也越来越不安定。除技术工人工资较高，位置比较稳定外，大多数人则没有工作保障。中国社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部分人都处于紧张状态。

中苏方裂

回顾25　年前的l960年，那时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中国人和俄国人要分道扬镰了。事实上尽管美国需要越过太平洋，但她同中国的接触却比俄国人经过西伯利亚和蒙古施加影响要广泛而且持久。俄罗斯东正教没有办大学教授中国学生。中国上层阶级的第二语言是英文而不是俄文。中国和俄国的往来曾经要凭借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派到莫斯科学习的几千名学生，而前者的影响直到2O　世纪20　年代才开始。中国人跟俄国共产党人虽然相知很深，却不一定会变成真正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不会忘记斯大林在加世纪20　年代曾给过他们错误的劝告，并且在1945　年曾经同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为俄国在满洲的利益服务。总而言之，中俄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脆弱的。中国一旦发展起它自己模式的民族共产主义，这种关系就会解体。有一个事实可以促使这种关系瓦解，这就是中国有朝一日当真在经济发展中需要外援时，美国及其盟国能够比苏联提供多得多的供应。这是25　年后今天的看法了，可是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美国当时为什么不能看到这种可能性呢？在当时国务卿杜勒斯长老会式的讨伐“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长征中，曾把以莫斯科为首、触须伸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阵营看成铁板一块。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冷战斗士们（包括一大部分美国公众在内）看来，中国人决不会摆脱俄国极权主义的控制。同样，越南共产党人也不会同中国共产党翻脸，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都属于一个庞大的世界性集团。

说我们当时的理解完全错误，甚至是愚蠢和无知，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聪明些或加息灵通些了，但是我希望如此。

中苏间的分裂，在2O　世纪5O　年代末就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来。l957　年毛主席第二次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4O　周年纪念时，说了一些吹捧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优越地位的话和一些比苏联在发射人造卫星时所愿意听到的更好的话，例如说这件事表明了“东风压倒西风”和帝国主义世界末日屈指可数，等等。这个时候，中苏之间签订了好几项关于技术交换、包括核弹的援助协议，而且还有一万名左右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帮助工业建设。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大受苏联教育和文艺模式的影响。这时俄语已成为他们的第一外国语。俄国文学、艺术以及建筑都受到欢迎。

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之后，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了。他于1958　年和1959　年两次到北京，和毛谈得很不融洽。赫鲁晓夫认为毛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异端论者，他的判断不足为凭。赫鲁晓夫对于毛在大跃进中竟然夸口说中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