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1/4 页)

然而，斯大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加快审讯速度。叶若夫和亚果达开始彻夜巡视审讯室。他们常常在夜里一时至凌晨五时这段时间里突然出现。他们在每一个审讯室里都要待上大约十五分钟，一声不响地观察审讯员的“工作”。这些夜间巡视，弄得审讯人员们无法安宁，神经始终处于紧张、亢奋的状态之中，迫使他们加倍努力地通宵审问，日以继夜地对犯人进行“加工”。

第一次多少有点意义的进展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这个月里有十五个犯人“坦白交待”，其中有将近十个是由莫尔恰诺夫手下的秘密政工局里的工作人员审出来的。这使他找到了理由去指责那些从他局调到他手下的审讯员。他说那些人整夜地和受审人清坐，既没干劲，又不果断。在一次例会上，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夜间巡视时，他碰到从特务局调来的审讯员D　某正伏在桌上睡觉。当时是深夜三时，受审人坐在D某对面，也在打盹。这是严重破坏规章制度的行为。很可能给D某带来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犯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越狱而逃。莫尔恰诺夫严厉地批评了D某那样的审讯员，同时不断地表扬本局的工作人员。

其实，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原因很简单。

审讯员D　某是个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审讯专家，但在使用讹诈和心理摧残等手段方面缺乏经验。起初．他还默默地听莫尔恰诺夫讲，对他的话不理睬，可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起身声明道，在特务局里他成功地审讯过许多案子，而且那些案子的重要性也不亚于莫尔格诺夫的审讯员所审理的案子。况且，全体到会的人都明白莫尔恰诺夫的审讯员取得成功的真实原因。

莫尔恰诺夫被触到了痛处。他问D某这些话是在暗示什么。D某回答道。“一切都是明摆着的。供诉都是你的审讯员弄到的，这没什么了不起，要知道。整个审讯大权掌握在你们局手中，您的人可以挑选那些有子女的犯人来审而交给我们的，都没子女。除此之外，您的人总是先将犯人初审一遍，如果他认罪，就把他留下，如果他顽抗，就交给我们处理”。

这是事实。尽管莫尔格诺夫很不愿意承认。他极力想巴结上司和让手下的干部争光，就按D某刚才说的那样，先就把犯人分类。但D某的话还包含更为深刻的潜台词：老党员的子女可以被审讯人员当作人质，仅此一点就能使最坚强的人屈服。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虽然愿为理想献身，但不愿踩着自己儿女的尸体去死，于是就在暴力下屈服了。

气急败坏的莫东恰诺夫指责D　某企图用污蔑其他工作人员的方法来为自己辩解。他解除了D某的工作。并给人民委员亚果达打了报告，建议将D某关进索洛维茨集中营。因为D某工作不负责任，竟在执行任务时睡大觉。

D某的顶头上司马克·加伊，在亚果达面前为他求情，才使D某免了进集中营之苦。不过，要摆脱D某毕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被眨职，调出莫斯科到外省去了。

同时，日以继夜的工作、神经紧张和睡眠不足。使审讯人员们越来越感到体力不支。他们的劲头越来越小，只有靠上司的强迫，特别是夜间巡视来维持工作。尽管这样，夜间审讯的人也经常闹笑话。

有一个审讯员，以前是个工人，由于实在抵不住通宵达旦的审讯，干脆就随身揣着一瓶伏特加酒。每当斗不过瞌睡虫时，他就拿出酒瓶来呷一日、头几夜还奏效。但有一次，象人们常说的、他多灌了几口活该他倒霉，那天夜里出来巡视的。恰恰是亚果达本人和助手阿格拉诺夫。他们掀开审讯室的门后，映入眼帘的居然是这样一个情景；审讯员坐在桌子上，可怜巴巴地高声嚷道：“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你审问我。难道我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受审人站在他身旁，象父亲一边拍着他的肩头，尽力宽慰他。

奥利别尔格按照莫尔恰诺夫的指令，“供”出了一批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学生恐怖分子，说他们准备在“五·－”节游行时，用手枪射杀斯大林。这场闹剧的编导者感到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凡是有一点知识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恐怖分子绝不会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谋杀手段上。要知道，学生们随游行队伍行进时，距离政治局委员们所站的列宁墓很远。要在行进中用手枪从远处击中斯大林，可以说是毫无希望。如果恐怖分子有使用炸弹的意图，那倒还说得过去。而且从“民意党”时代起，炸弹就成了俄国“杀君者”的传统武器。逮捕化学教员涅利多夫的意图，就是为了污蔑他在高尔基市师范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为恐怖分子制造炸弹。

亚果达和叶若夫很欣赏这一设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