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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真的得罪了斯大林。恰恰相反，斯大林还为此感到十分满意和高兴，因为他捏住了亚果达的“把柄”，而且是后者从不打算装进自己的“材料袋”中的材料。斯大林从不喜欢自己身边的人是诚实而有主见的革命者，而只让一些有“疮疤”的人围着他转，以便在必要时利用这些“疮疤”来要挟他们。

有一段时期，政治局委员们（他们对此应该记忆犹新）曾决心公开站出来整治亚果达。他们试图说服斯大林除掉亚果达，由某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内务人民委员。例如，据我所知，卡冈诺维奇就曾于一九三二年表露过想担任此职的迫切愿望。但斯大林拒绝将这一位置交给政治局委员。要知道，这一职务是他走向独裁统治最有力的推进器。他想单独掌握这一机器，把它变成盲目地服从于他的武器，在关键时刻能够刺向任何一个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的刀子。

为使斯大林厌恶亚果达，卡冈诺维奇等政治局委员曾极力让斯大林相信，亚果达是俄国革命的“富歇”。他们指的是约瑟夫·富歇，法国革命时期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此人曾连续为法国革命、执政内阁、拿破仑、路易十八服务，却并不忠实于其中任何一个制度。卡冈诺维奇以为，这种历史的比拟应能唤起斯大林对亚果达的反感，促使他下决心除掉亚果达。顺便括一句，卡冈诺维奇还给亚果达起了“富歇”这个绰号。当时，莫斯科正好出版了天才作家斯特凡·茨威格的著名小说《约瑟夫·富歇》的俄译本。小说在克里姆林宫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甚至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亚果达知道卡冈诺维奇骂他是“富歇”，尽管十分懊恼，却又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去讨好卡岗诺维奇，想改善一下自己同他的关系，但收效甚微。

亚果达在被突然免去内务人民委员（调任邮电人民委员，但紧接着就被逮捕了）之前的三四个月中，脸上总挂着令人恶心的得意笑容。我至今还忘不了他那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丑态。当时，他不仅没预感到危险已经临近，反而象一九三六年夏天那样，格外得意。要知道，他那时刚刚向斯大林献上了一份不可估价的厚礼：结束了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许多其他列宁亲密战友的预审。

一九三六年，亚果达的红运达到了顶峰。春天，他捞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将帅服。斯大林还给了他一项最高的荣誉：为他在克里姆林宫内拨了套房间。这意味着亚果达进入了只有政治局委员才有资格进入的最高权力中心。

克里姆林宫内有好几座宫殿、礼堂和行政大楼，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住宅。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在里面占有一间面积很窄的，革命前供仆人居住的房间。尽管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回自己在郊外的官邸，但能在克里姆林宫中有一间房，哪怕又小又窄，“新贵们”也认为比住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外的花园洋房里更威风、更光彩。

好象是害怕斯大林会收回成命，亚果达第二天就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当然，米柳京大街上那幢专门为他修的豪华官邸还是继续归他所有。亚果达在郊外奥泽尔基公园附近还有一幢别墅，但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他每周只去一次，似乎市里的灰尘和闷热，比奥泽尔基公园的凉爽更合他的胃口。亚果达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住户这件事，仿佛一件重大政治事件，使得上层人物们议论纷纷。当然，任何人都不再怀疑，克里姆林宫上空又出现了一颗新星。

内务部里还出现了一个传闻：斯大林似乎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投降感到十分满意，从而对亚果达说：“政治局里应该有您的一个位置”。这就意味着，在下一次党代会上，亚果达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

我不知道，那位“富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意识到自己头上已经乌云密布，一场将在几个月后把他彻底淹没的暴风雨正在形成，但我非常清楚，亚果达虽然每天与斯大林见面，却没能从对方的眼里察觉出任何值得他警惕的微兆。相反，亚果达还认为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已近在咫尺。过去，政治局委员们瞧不起他，视他为异端，现在，他们似乎该收敛一下，给他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了。

现在，亚果达仿佛被吹足了气，工作起来干劲之大，简直前所未有。他拼命美化内务部机关，要让它在外人眼里更加光彩夺目。他下令加快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挖掘工程，希望这条由内务部动用劳改犯施工的运河最终能用他的名字命名。这完全出于他的那种非同一般的虚荣：他亚果达存心要同卡冈诺维奇手起平坐，因为莫斯科地铁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

在这几个月中，亚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