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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弄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去！

斯大林的无情镇压，确实使人民对他那强大的国家机器产生了恐惧感，却扑灭不了人民心中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正是斯大林独裁政权中最薄弱的一环。

世界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都要千方百计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把自己的罪恶转嫁到他人头上。沙皇政府就曾煽动愚昧的百姓去仇恨“异族人”，把致使俄罗斯人民贫穷落后的罪过硬栽到那些“异族人”头上。希特勒疯狂地虐杀犹太人，也是出于这一缘故。而斯大林也有自己的替罪羊；长期以来，他总要制造各种有关“俄国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的神话，让专家学者们来替他承担经济失败和国家无法摆脱贫困的罪责。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0　年公开审判的“沙赫特案件”和“工业党案件”，就是斯大林企图嫁祸于人所炮制的闹剧。在这两次审判中，一些优秀工程人员和著名学者被迫编造谎言，供认自己是如何按照那些早已流亡国外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指令去破坏苏维埃工业建设的。可惜的是，跟后来的一系列审判闹剧一样，斯大林在这两次审判中也运气不佳。例如，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一位主要被告，即享有盛名的热工学家拉姆辛，向法庭详细陈述了自己跑到国外去找原俄国大资本家里亚布申斯基和维什涅格拉茨基接受反革命指令的情节。然而，当这一审判的有关材料正式见报之后，西方人士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在拉姆牵手接受“指令”之时，这两个资本家已经死去多年。

一九三七年以前。斯大林似乎还打算让党内反对派领袖们来替他承担震惊全国的经济衰退和粮食紧缺（这是强行搞农业集体化的后果）的责任。然而，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刚刚结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尸骨未寒，斯大林就决心把上述责任强加到这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头上了。

为此，他一改过去官方报刊的宣传方针。人们都还记得，过去，当外国报刊报导苏联出现了大饥荒，工人受剥削和农民造反时，苏联报刊的反应是何等愤怒，不仅痛斥这些报导的作者，骂他们是最无耻的骗子，而且一再证明，在全世界，只有苏联才能让劳动人民享受自由劳动的幸福，苏联人民的福利待遇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

当然，这些自欺欺人的话都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因为再高明的宣传，都不可能让长年挨饿的苏联工人和农民们相信，他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突然，从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决定公开承认许多曾被他矢口否认的事实了。他要向人民解释，不是他领导的政府，而是反对派的领袖们造成了经济困难和人民的痛苦。

斯大林知道，这种离奇的神话，如果由他本人或手下的宣传家们散布出来，人民群众多半是不会相信的。可是，如果反对派领袖们能在法庭上亲口承认这些罪责，详细讲述他们如何毁坏大量粮食，如何滥杀牲口，如何造成工业和商业上的混乱，那么，人民恐怕就不得不相信了。

在法庭上交待反对派成员破坏农业生产的任务，交给了两名被告人——米哈伊尔·切尔诺夫和瓦西里·沙朗戈维奇。斯大林之所以选中他们两人，并非出于偶然：切尔诺夫在乌克兰，沙朗戈维奇在白俄罗斯，曾给人民留下了可怕的记忆。奉斯大林立命前往乌克兰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农业人民委员切尔诺夫。而且，一九二八年，他还根据中央命令，在那里不折不扣地贯彻粮食征收政策，为了夺走农民手中的粮食，甚至使用过武力和暴力。至于沙朗戈维奇，作为原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他也同样用恐怖手段在白俄罗斯农村推行过集体化运动。

这两个人都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也没参加过反对派。他们是国内战争结束之后才入党的，而且同斯大林在列宁死后突击提拔起来的多数干部一样，积极参加过对反对派成员的大规模围剿，而且还颇有“建树”。顺带一提，切尔诺夫还有一段值得他骄傲的历史：同斯大林一样，他也曾在神学学校里念过书。

可见，斯大林的诡计在于：把那些曾替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的高级助手推上被告席，命令他们去向法庭宣布，他们实际上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秘密帮凶，他们之所以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为非作歹，完全是由布哈林和李可大唆使的，因为这两个人密令他们煽起农民对斯大林制度的不满。

切尔诺夫在法庭上供认，他和他为同党曾“故意胡乱计划播种面积，想方设法地减少国内可耕地数量，煽动农民的不满情绪捣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让致病的杆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