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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集团的掌权所出现的局势做了一番基本的分析。

“由于不具备斯大林的巨大威望和权威，马林柯夫必将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拼凑一个由各不同民族组成并要管理三分之一人类的强大帝国而忙于奔命。历史给了西方民主国家一个喘息的机会，在这一期间，自由世界可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如果西方放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就必将面临整个人类文明遭受到彻底破坏的危险。”

可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奥尔洛夫还是很有洞察力的。但是，当他刚刚脱离苏联，成为一亿五千万美国人中一个完全的个人时，却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在为人、处事上的幼稚，尽管他会在秘密侦察机关中工作了几十年，并成功地完成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部交下的各项责任重大的任务。

这种奇怪的幼稚从奥尔洛夫到美国后采取的第一个主动行为中就开始表现出来了。读者一定记得，他曾给斯大林和叶若夫写过一封信。奥尔洛夫有位堂兄，革命前就移居在纽约，他拿着这封信，飘洋过海来到巴黎，把信交给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信转到了收信人手里。一个逃亡者，原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苏联秘密情报机关的将军，许下诺言：只要他的母亲和岳母不遭受内务部的迫害，他就不揭露斯大林的罪行。

这一“协议”多么令人惊奇！要知道，奥尔洛夫与斯大林不一样，他无法检查后者是否满足了他提出的条件。我一点也不怀疑，斯大林在接到这位逃亡者送来的信后，立即就下达了有关处置他母亲的命令。难道他还不了解斯大林吗？简直不可思议！

在华盛顿，奥尔洛夫没费多大力就获得了司法部长（当时是弗兰西斯·比德尔任此职）的接见。在出示过自己的外交护照之后。他得到了明确的表示：不会有人为他来美国生活设置任何障碍；他可以居住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

时至今日我们还感到惊奇：美国当局居然没发给奥尔洛夫任何可以确认他们的口头表示的文件，甚至连一封写在官方信笺上的信也没有。更令人不解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机关主动地对奥尔洛夫感过兴趣，包括国务院、军事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要知道，无论怎么说，他总是个苏联情报部门的将军（尽管他的活动范围是西欧而不是美国），况且当时已是二次大战的前夕，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怀疑这场大战的迫近。

然而，奥尔洛夫确实没引起任何美国官员的注意，甚至包括无所不在的美国记者。大概，这一点正好救了他的命，因为在那几年，许多“恶意不回国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如阿加别科夫、拉斯科尔尼科夫、克里维茨基。大概还有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人。他们的死，至今都还是悬案。

多年里，奥尔洛夫的首要目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销声匿迹。无影无踪地消失，但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民事意义上的。他不再是奥尔洛夫，而成了某个“贝格先生”。他经常搬家，不仅是变换住房，而且应变换城市，因为他清楚这种手段的作用。他从不去填写什么登记表，尽量避免与人交往，甚至既不作失业登记，也不设法找工作。就连与自己的律师联系，也是通过在预定的报纸上登广告的方式进行。

凭着自己带到美国来的二万五千美元，奥尔洛夫竟把一家人的生活维持了十五年。当然，迫意味着一斯巴达式的生活：最简单的食物、最必需的衣物、最狭窄的住房。在一个已完全机械化了的国家里，奥尔洛夫竟连弄辆汽车的念头都没有过。

在邻居们眼里，“贝格先生”是个斯文、内向、整日不出门、除了家庭就再无别的兴趣和进取心的人。在这片美国的土地上，他安葬了自己那年仅十六岁的女儿；在这异国他乡，他送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了“冷战”的开始。

迁居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后，他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第二个主要目标。一连五年，他每天都坐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里，埋头于写作自己这本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的书。一九五一年初，初稿完成。然后，他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将书翻译成了英文。

斯大林刚刚死去，（有这么凑巧！），这本书就问世了。先是英文版，接着又被人译成了德文、西班牙文及其他文字。

有关此书作者，　一位苏联秘密情报机关的将军就住在身旁，　住在美国领土上（这连联邦调查局也不曾料到！）的消息，在华盛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政界的反应一片混乱，有的根本不相信，有的十分恼怒，还有的则感到不寒而栗：要知道，一个象奥尔洛夫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