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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82年新一届军委成立后，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这个以苏联二战模式为框架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宏观构想，将会给各个领域带来多大的挑战。训练领域提出了在8个重要方向上陆续组织大演习，而每次演习都将是几个亿的花费。国防工程的费用就更大得惊人了，在战略战役的浅近纵深内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更不用说，在各个可能的作战方向上囤积强大的反突击预备兵团，这就使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国防工业面临一个更为吓人的数字，要储备上千万人份的武器装备，不用说新武器的研究了，就是把几年的装备费都给它，恐怕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虽然这一切并未完全付诸实施，但足以使处于军队建设二线的同志感到压力了。

父亲回忆时感慨地说：“当时很难说服那些同志，谁上来都是要的越多越好。我给他们说，储备这样多的老式装备，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搞得自己无力发展。有些同志，心情是好的，经验是有的，不容否定，但观念、知识、能力、魄力都不行，目光短浅且狭隘，所以管你什么破铜烂铁都拿来凑数。当然，他们确有实际困难。但问题在于决断。说到底，不在下面，还是出在军委，不敢拍这个板嘛！”

军队面临巨大困难，计划中的“803”演习停止了。我们原想缓口气也好，明年继续干，但紧接着，杨尚昆又亲自叫停了“804”演习，然后，无限期推迟了“805”、“806”、“807”……军队建设走进了一个转换时期。

在当时，战略研究还是个禁区，不像现在，战略论坛、战略协会，打开互联网，比比皆是。记得当时全军只有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战略学纲要》，还是未定稿，通篇是诠释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思想。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只有最高领袖才有资格考虑战略问题，对未来，领袖早就替我们安排好了，一般人只有学习、理解和贯彻的任务。所以，在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到，父亲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军事战略的层面，涉及到了国防发展战略的范畴。

但在最高统帅部和各大战区、各军兵种的领率机关里，活跃着一群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改革观念的青年军官们，通过每年例行的战役训练和演习，以及战役理论研讨，把我们这帮青年人联系汇集在一起。其中许多人现在已经走上了我军高层的领导岗位。当我把和父亲的谈话告诉同志们时，立即引起了共鸣。同志们认为，仅仅满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的更新，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战争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持，一个层次更高的、范畴更大的国防发展战略提出来了。它涵盖了作战指导和战争准备；涵盖了军队建设和国家国防力量的建设和发展。它属于国家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这在当时，无论是对高级干部还是领率机关，都应该是个新的课题。

其实，对战争形势的判断，邓小平早有他自己的说法。1980年对来访的外国人谈起，说是5年打不起来；不到1年，他又说，我看这个仗，10年至20年也打不起来；后来他又提出更长的时间预测。这对“文革”以来要随时准备打仗的提法，应该说在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但遗憾的是，虽然他已经实际上是军队最高领导人了，但他这些重要的结论，当时只是作为外事工作动态性文件和讲话在高层机关传阅、传达，并没有形成对军队建设具有约束力的纲领性文件，以及派生出一系列相配套的方针、政策。

我们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制定和平时期国防力量发展方针的建议》：

“长期以来，我们在战争形势的估计上，把战争的可能性扩大为现实的危险性，在工作指导上，模糊了具体战备计划和随时准备打仗的军队使命的界限，致使军队建设长期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状态。……目前应该抓住国际上出现的有利的和平时机，把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坚决果断地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增强国防实力，迎接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军事领域的变革，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

……

我向父亲提出，请他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军委研究。但父亲不愿意，他说：“要说，你自己说去吧。我说的已经太多了。”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似乎感觉到这里潜藏着什么难言。但想想也好。在这之前，《动态清样》登载了建议的基本内容，并分送给政治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没想到，这竟招惹来不少麻烦，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上面传出话来，什么人在这里瞎发议论！后来还是父亲在这份清样上批了句话，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