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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了之。他的批示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下这些年轻人的精神？”

也许看我为难了吧，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说军委几个同志要在北戴河碰碰，然后回来参加八一招待会。全局性的工作是杨尚昆负责，要他听你的长篇大论，火车上倒是个机会。

7月30日晚我特意赶到北戴河，第二天上午挤上了返回北京的军委专列。我先找杨小二，他很热情，马上和他爸说，我们的战略家来了，要找你谈话呢！杨尚昆说，你爸爸告诉了我，有一批年轻同志对军队建设很有些见地，我是很想听听。他说，我们边吃点东西边谈好吗？我哪里有心思吃，赶紧说，我吃过了，您一边吃饭，一边听我汇报行吗？杨尚昆说，你怎么不找你爸？我说，他说他不管，让我找你。杨是个很敏锐的人，当他饶有兴味地听完了我的长篇大论后，第一句话就是：“军队建设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性的转变，这个意见好。但问题是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话是谁提出来的呢？”这可把我给问住了。是啊，我们的一切立论都是建立在否定这句话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对这句话的出处和它的历史缘由给予确定的解释，那么后面所说的建议都将是苍白无力的。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浅薄和稚嫩。我说，我没有查过，但只记得最早是60年代林、罗主持军委时喊出来的。他看我尴尬，就把话岔开了。最后，杨说，你先和李希庚（注：军委办公厅主任）谈谈，他在帮我组织讲话，看看你们的那些东西，能写进点什么。

车窗外掠过了崇文门的古箭楼，列车徐徐地进入北京站。我和杨尚昆道别，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一起的还有哪些同志？都代我向这些年轻同志们问好，告诉大家，军委感谢你们。困难啊！军队建设受到国家经济的制约。”我说，杨副主席，下面部队的同志都有这个志气，钱少不怕，和平时期，军事领域一样可以大有可为的。他笑了，说：“怎么跟你爸爸一个样。我和你说句心里话，我们其实都是一致的。”

是安慰吗，还是解释？我后悔不该讲那么多，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9个月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裁军和“忍耐”。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对军队干部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集中财力物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加强国防建设也就好办了。”“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对此，军队同志表示坚决拥护，理解国家的困难，做好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但杨的讲话中到底还是用了我们建议中的一句话：“要实现我军建设指导上的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这能视同是军委接受了我们“实行战略转变”的意见吗？感谢李希庚同志动了恻隐之心，从我们厚厚一大本建议书中摘出了这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这段话理所当然地被总部印发的许多文件引用，形成了阐述战略转变的固定用语，战略转变因此而被叫响。这对我们这些年轻军官们应该是个安慰了。过了好久，父亲一次笑着对我说：“军委有的同志问我，大家都在说战略转变，怎么我就记不起是在哪次会议上通过的呢？”

前后参与了这项工作的同志还有：佟炜铭、章沁生、郑威、郭卫平、尹斌、廖世宁、邱晓光，以及《军报》的曾光军、李炳彦。后来父亲告诉我，张震同志在军委会议上还专门提到过你们这些同志。是的，他们不应该被忘记。

和平来到了。但军队究竟怎样利用这个难得的和平机会为战争做好准备呢？转入和平时期的军队又该做些什么呢？今后军队发展的目标和道路又是什么？全军将士又应该怎样去奋斗？我们真的不满足仅仅“忍耐”两个字。

其实翻开领导同志的讲话，忍耐，仅是基于目前国家财政状况，中央对军队同志要顾全大局要求，要能体谅国家的困难，军队建设要在国家大局下行动。但不知怎么搞的，忍耐竟成了军队建设的目标。面对即将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面对世界军队的高科技化，我们这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军队，该怎样面对挑战呢？作为一名军人，我们想听到军委发出的号令。仅仅停留在“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样概念化的口号上是远远不够的。但军委这次会议没有回答，或者说是回答得不明确、不鲜明。起码我是这样看的。

我对父亲谈了自己的看法，军队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