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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人的形象习以为常甚至败坏了胃口的时候，人们对于人生传奇飞扬的一面的热爱，会卷土重来。

于是，在葛红兵笔下，财智时代的新偶像崔钧毅横空出世。

崔钧毅的个人奋斗史是多么的曲折离奇啊，他的成功又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要命的是，他成功了以后，依然没有被都市中的那些种种恶劣的习性所异化（即男人有钱就变坏），依然是从前那个本质淳朴的穷小子——多不容易啊。这样的一个男性形象，可以说，是十分投合女性读者的阅读期待的。这样的小人物的奋斗史兼成功史，也是对于有着近十亿农民、有着庞大小人物群体的国度是十分有刺激度、具榜样力量的。

问题在于，作者在塑造出了这样一个颠覆了晚生代作家笔下惯常出现的颓废人物形象截然不同的充满血性的人物之后，还有没有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突破？

个人以为，作者在小说的结构上，亦是作了一定的探讨的。《财道》一口气读下来的时候，感觉是看了一部香港TVB（无线电视台）的电视剧，比如那部与财经有关的《创世纪》之类的百集长剧。作者把电视剧的一些要素带入了小说中。小说总共二十五章，几乎每一章都会至少有一个小高潮，每章临近结尾的时候，会留下一个小悬念——当然这种写作构架，我们可以说它是电视剧式的，也可以说，是我们古典的章回小说式的写作模式。只是区别在于，我们的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通常是多线进行的，例如讲某人的故事讲到一半时，类于说书人的作者可能会突然打住，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下此事不陈”之类的过渡话语来提起另一条线索，即另一个人的故事。而香港的电视剧则是主要以一个人物为视角，如《创世纪》中就是以叶荣添为主要视角，故事围绕着他来进行，看待问题的角度亦主要从他的角度来考虑。这样观众在收视的时候，亦是自觉不自觉中被编剧引导着，随着主要人物的视角走，并形成一定的收视期待。而在《财道》中，视角显然就是崔钧毅的。虽然作者在小说中也给出了几种取财之道，如老范以“舍”为中心的财道思想、武琼斯以“取”为中心的财道思想，但显而易见，作者是欣赏崔钧毅以“义”为中心的财道思想的。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关注着崔的心路，一步步地进入作者给我们设置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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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转型之作——《财道》（4）

另外，TVB的电视剧在人物关系（尤其男女关系）安排上，通常是两旦一生、两生一旦之类的架构。当然，中国的古典戏剧亦有此种套路。作者深谙这种三角关系之道。崔钧毅的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两个女性，即旦角，刑小丽与张梅，在崔的成功中分别起了不同的作用。刑让崔知道了什么是女人，而张则让崔知道了，什么是爱情。女性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花瓶那样的摆设作用了，而是成为了人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外力。

葛红兵曾经批评过新生代作家的写作资源贫乏，只是从外国的经典作家的文本、个人的想象方面作为写作的资源，而缺乏那种广泛的生活阅历与在不同阶层中生活的丰富经验。而曾经生活在农村、有着艰辛奋斗记忆的葛红兵（其早年生活经历见葛红兵《我的N种生活》），在生活阅历的广度与深度上，较之于那些从童年、少年起就有着较好的学院背景、文学积累的新生代作家们，要有着某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创作中，更有可能把社会各个阶层的复杂性、丰富性展现出来。加上近年来作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影视剧本的创作，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亦将视觉文化的一些创作要素纳入小说的写作中，因此使得这部新作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了电视剧的色彩。但是《财道》又超越了电视剧那种皆大欢喜的路数，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写道，“2004年6月，崔钧毅和张梅结婚，移居安徽天子湖，和范建华做了邻居。”——寥寥数字，却意味深长。纵观崔钧毅的成功史，可以用这样一个模式来概括：逃离——回归。他当初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淘金，在功成名就之后，却又选择了离去。不再贪恋名与利，大有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淡定。作者以这样的结尾，成功地给崔钧毅这个财智时代的新偶像作出了一个存在论层面的提升，一下子就和一般的电视剧拉开了距离。

综上所述，《财道》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当下小说的写作，尤其是在财智时代的小说写作，是可以吸取视觉文化中的要素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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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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