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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沈从文的白玫瑰与红玫瑰（5）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他构筑的湘西理想